图为北京市前罗圈胡同的81岁选民余子昌在选举站认真写选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什么官，九品下；小如芝麻，大过爹妈？”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流传着这样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村委会主任。

　　上缴提留款、下达计划生育指标、发放救济粮、批准房基地……别看这小小的“芝麻官”，在上世纪80年代，却执掌着“钱粮命、房田林”。围绕着这个最基层的小小职位，一幅充满蓬勃活力、创新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画卷徐徐展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农村，到2008年底，中国60多万个建制村中绝大多数进行了7次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98％以上的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广泛开展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自治活动；在城市，自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后，全国大部分地方都陆续规范性地开展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在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北老壕村，62岁的村民孙国清老人回忆起25年前的一次村干部会议。

　　1986年，身为大队会计的孙国清同许多村干部一样进行述职。在会上，村里几位老党员提出，能否让村民自己选村委会干部，改变以前上级选定、村民举手的情况。“没想到县里同意了这个提议！”孙国清说，“这为后来在全国推行的村委会换届‘海选’的方式打下了基础。”

　　孙国清记得，村里每十户选一名村民代表，全村选出46个代表，上级组织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不提名候选人，在全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里直接选出候选人。村民们把候选人选上来后，按照得票多少，公开唱票排名，选出前几名为村委会组成人员。就在第一届村委会选举中，孙国清当选村委会副主任。

 　　在中国南方广西三县交界的合寨村，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唐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体制逐步瓦解。“土地承包下去了，新的课题出来了。修路、水利、办学等公益性的事情谁来办？”唐鸣说，“而用新的民主途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的出现，无疑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群众的又一创造。”

　　“用煤炉取暖的屋子里，秘密填好的选票被投进红色纸箱；脸膛黝黑的工作人员大声唱票、认真计票；好多村民熬到深夜，就为亲眼看看选举结果；每到选举揭晓时总是欢声雷动，小山村热闹得像过大年似的。”时任梨树县民政局局长的徐谦说，“只要看看这一切，就知道我国的基层民主路没有走歪，它符合国情，是大势所趋！”。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分别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由群众自己管理本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村委会选举和村级组织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直接选举村委会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为村民自治确定了历史地位，并把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作为农村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

　　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日，江泽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将这部法律公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