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至今已有近30位学者前往大洋彼岸深造。几乎所有人在学成后，又都重回母校。

　　吸引这些年轻人“回归”的是岑可法。

　　上世纪60年代，岑可法自己正是坐了7天7夜火车，从留学4年的莫斯科回到北京。再往前追溯30年，他留学法国的父亲，放弃去往瑞士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日本侵略下的战乱中国。

　　对信仰的追求终生不渝

　　热能所的年轻人将岑可法视为“偶像”，34岁的教授罗坤就是其中一人。从本科院校考入浙大，他追的就是岑可法这颗“星”，即使后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被校方挽留，他依旧决定回国追随岑可法。

　　“岑院士的这个团队，让我看到希望，这不仅指科研上有机会，而且是人生价值有实现的可能。无论从事哪一行，这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么？”罗坤说。

　　岑可法也有自己的“偶像”——“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这位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但仍以顽强毅力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20世纪50年代，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出版，这本书深深影响了正读大学的岑可法。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宿于猪圈旁，还是蜗居斗室，吴运铎都是他心中的一盏明灯。

　　岑可法对事业的追求百折不挠，对信仰的追求更是终生不渝。

　　岑可法的童年正值日本侵华期间，全家颠沛流离，目睹生灵涂炭，深感国家强大之重要。“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出国深造的机会。”1959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岑可法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然而，正当党组织考察通过他为预备党员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也不了了之。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岑可法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83年，也就是在递交申请的第24年，岑可法终于得偿心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岑可法为党的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所有。2010年1月，岑可法在他75岁生日的时候，将多年积蓄350万元捐给了浙江大学设立奖学金：“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解决能源问题，学科的发展要从基础抓起，培养要从青年开始，我希望浙江大学能够培养出未来的大师。”

　　把“冷门”做成“显学”

　　能源的清洁利用，是21世纪的“显学”。作为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负责人，岑可法带领团队获得过11次国家奖，取得100多项发明专利，在世界能源技术发展中刻下了中国符号。

　　但在50多年前，这可是个冷门。当时他刚大学毕业，被国家选拔赴当时的苏联留学。同行者大多填报火箭制造、潜艇和自动化等尖端学科，只有他一人，选择了“煤的清洁燃烧”。负责专业填报指导的钱伟长问他原因。岑可法说，自己本科读的是热力发电，中国的电主要来源于煤，很多问题还没有国产的解决方案，研究煤虽然又脏又不起眼，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1962年，获得副博士学位的岑可法回到国内，到浙江大学任教。

　　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有国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仅要发出声音，还要站到前沿，岑可法毕生为此奋斗。他说，国家和人民的重大需求就是我的立身之本。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几位美国同行掏出一小袋黑色泥浆似的东西，不无炫耀地说：“今后，你们国家肯定要掏几千万元来购买我们这个‘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