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白·次旦平措：西藏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他是西藏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用正确的历史观审视西藏的历史，并以自己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断言，西藏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就是《西藏通史》的作者，我国知名的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

　　在西藏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恰白先生守护着藏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凭借考证和编著的诸多重量级文字，老人成为西藏历史学研究公认的顶级专家，享有着相当高的社会美誉度。在雪域西藏的历史研究中，他已经成为了令人敬仰的一座高峰。

　　广泛学习和阅读

　　恰白·次旦平措，1922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有名的三大家族之一——拉门巴家族。恰白的拉敏家族是当地的世袭贵族，有记载可考的历史上溯到五世班禅时期。

　　“我的家族是拉孜·敏吉，拉孜·敏吉是班禅大师的亲随。我们家有6个兄弟，我排行老三，大哥叫拉孜·益西楚臣，是九世班禅的亲随，在内地待过很长时间，后来迎接十世班禅回到西藏。拉孜·益西楚臣是位藏学大师和专家，可以说他在藏学方面无所不通，他在我们家里排行老大，其他几个兄弟的学识也都不错。我排行老三，我们家庭的基本历史和情况就是这样。”恰白先生这样描述他的家族。

　　“在西藏旧社会，他（恰白·次旦平措）就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学习一些藏文藏语方面的知识，后来又到原来地方政府的扎康学习筹算之类的知识。恰白先生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原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何宗英说。

　　在家和私塾里习读藏文正字、语法、诗词、算术等，年幼的恰白，已经显示出他的刻苦和聪颖。当时在原西藏地方政府里担任四品官的娘舅恰白·晋美贡嘎，因无子继承家业，便按照习俗过继了拉门家的三儿子次旦平措为子，改户名为恰白。从此，恰白·次旦平措就成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名公务人员。接着被委任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四大嘎伦之一的索康·旺青格勒的侍从官。三年期满后，被地方政府外派到江孜担任宗本，不久又被任命为吉隆宗本。在吉隆期间，他又拜名僧丹玛格西罗布扎西为师，进一步学习了诸多藏文和西藏历史方面的知识。

　　恰白和兄弟几人在这个声名显赫而又认真求学的家族环境中成长，自然也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才学和身家。其长兄和幼弟在广大后藏地区权势也很高。在政坛和学术领域，他的家族里的确不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恰白先生说：“最初除了学习藏文以外，我没有接触过其他文化，学藏文这件事，虽然看上去只有三十个字母和四个音节，但用拼音的方式可以表达所有的意思，能做到这样正是它的拼音功能特别强大而且深刻，所以学藏语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学好《文法三十颂》和《动词法》等很重要。以前不像现在不会写的字词便查字典什么的，以前就用《正字学》、《语灯论》、《正字明镜》等特别多的正字学。要知道真正学好藏语不花上几十年是不行的，否则你就不能确切的领会藏文表达的内涵。用仅有的这些字、音就把宗教、宇宙、政治、军事等所有的事物表达出来，可想而知，拼音功能如此之大。对我来说花好多时间学习了藏文。在学藏文时，我最大的爱好是藏族的历史，这点爱好我从小就有。正因如此，与藏族历史有关的书籍我不放过任何一本，如《王统记》、《贤者喜宴》等看过的书有上百部。”

　　西藏的文字是用这样的方式收藏和记录的，面对蝇头小字阅读起来需要格外的凝神静气。恰白沉浸在历史的海洋中，波澜群书。

　　“看了这些书籍后，我的感受是西藏历史的发展过程排得很草、很不清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书中记录的历史和宗教神话联系特别密切，谁是谁的转世或化身，还有人物总以从天而降的方式现身，与事实不符合的事情讲的特别多，正因如此，我对当时的历史弄得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些书里面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进而满意的答案。直到看到藏族的近代史学家根敦群培写的藏族的历史——《白史》，这是一部论述吐蕃王朝芒松芒赞以前的西藏历史的书，写的很真实。”恰白先生说。

　　《白史》是现代关于藏族历史的重要典籍，其著作者是现代藏族史上著名的学者、诗人、翻译家、历史学家根敦群培。《白史》结合古代文献，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公证的考释，但后面的章节和考证，根敦群培是没有写成的。当时他被旧西藏的地方政府关进监狱，健康受到摧残，因此没有写成后面的历史。恰白特别关注他的著作，看到根敦群培的著作后他感到无比欣慰，心里马上就想到历史就应该这么写，要把真实的、让人相信的写出来，而不是写什么神或者佛的化身等。也许是童年时的广泛学习和青年时代阅读的深刻体会，始终在影响恰白·次旦平措的一生。

　　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文化功底深厚的恰白担任了日喀则爱国青年联谊会主任。1953年5月23日，第一所日喀则小学，亦称格萨尔庙小学成立，他担任了教员、教务主任以及副校长。在30多年后的回述中，出身贵族的恰白用流畅的笔触写下了那段难忘的经历。从那个时期开始，他逐渐认识到了旧西藏统治阶级的别有用心，对于自己出生的这个阶级，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

　　“西藏解放了以后，他和我们党政军的一些干部接触，进行新旧社会制度的对比。他也研读过一些例如毛主席哲学著作，内地翻译成藏文的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文章，他就不断地琢磨，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有什么不同，这样就不断地丰富他的思想和认识，包括他从根敦群培先生那里接过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党委书记孙勇如是说。

　　原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何宗英介绍说：“1953年他就参加工作了，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跟当时日喀则地区的地委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谈话、请示工作、汇报工作，逐渐的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来又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感觉到有些过去传统的东西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就受到启发，逐渐的用我们真正的历史，和过去那些掺杂着不正确东西的历史进行比较，这样就逐渐的形成了老先生这种唯物史观。”。

　　1959年的民主改革成为西藏近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民主改革后，恰白先生在1960年成为日喀则政协委员，1965年当选为拉萨市政协委员、常委和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