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期间，英国唆使西藏噶厦，对中国政府的中印公路日玛线计划和印藏驮运线进行干扰和阻挠，从而使中印日玛线计划流产，驮运线也未发挥最大效益。致使中国政府在抗战中受到了巨大物资损失。本文首次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外交原始档案材料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并探讨了原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很快形成了包括中、苏、英、美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加强在太平洋南北两端反击日本的力量，英国放弃了不少其原在中国的特权，并与中国分别改订新约。然而，英国政府却趁中国政府忙于抗战、无暇顾及边疆事务之际，对中国西藏加大了侵略力度，尤其在对藏政策的指导下，通过西藏噶厦或对中国政府的中印日玛线公路计划及驮运物资驿运横加干扰，使中国政府在抗战期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一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制定了“南联英美，北连苏俄”的外交方针，并与英国结成了盟国关系。但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后，与西藏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更为接近，这对于一贯倡导西藏“宗主权”论的英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于是英国从中印公路修建计划入手，开始干涉西藏事务，以防止中国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控制。

　　西藏历来是中印交通的重要经地之一。民国时期，中国商旅官民等大多由川康至拉萨，而后再进入印度境内。当时从川康至拉萨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为北道，由四川成都经康定、甘孜、德格、穿过金沙江至昌都，而后再至拉萨；第二条为南道，由四川成都经康定、巴塘、理塘、昌都至拉萨，第三条为草地道，由青海西宁经塔里木越当拉岭至拉萨。从拉萨通往印度的道路大致是：从拉萨经江孜帕里宗到达亚东，越过15700尺的龙头山，然后到达印度喀伦堡，此道较为艰险。或由拉萨经过江孜帕里宗，越纳都岭、昌谷到达哲孟雄（锡金），而后乘汽车可达印度。但阴历元月至四月大雪封山，不易通行。另外，该时期还有云南道，即由云南昆明经丽川、中甸阿敦子，也可直接进入缅甸与印度境内。以上所述道路的交通工具全为骡马人力，故通行颇为不便。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库培（T.T.Cooper）等便提出修建中印公路的设想，即从印度阿萨密（Assam）省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洛赫蒂（Lohit）（按：中国察隅河地区）起，穿越西藏东南部至中国四川省或云南省，但此计划未得以实现。1912年－1914年，英印政府也曾计划修建一条起自洛赫蒂、萨地亚进入西藏，并与察隅地区的中心日玛相连的一条马车路线，但这项工程因一战的爆发而被搁浅。此后英国博物学家肯东瓦特（F.kingdon ward）与考班克（R.kaulback）等人在二三十年代对该路线探测过，但发现泥石流情况比较严重。1940年，英国航空部的飞行官斯力康克（A.silicock）仔细探测了从印度萨地亚途径洛赫蒂河谷（Lohil Valley）、日玛、昌都、巴塘等地至中国四川打箭炉（Tachienlu）的路线（即所谓日玛线）后，向英印政府提出了筑路计划，英印政府认为比较合适。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不久，由于缅甸被日军攻陷，滇缅公路被迫中断，盟军作战物资运输受到影响。于是，1940年，中国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与英国的“商妥修筑康印公路”的协议下，决定修筑中印公路，路线初步定为：起自西昌，经盐源、永宁、中甸、德钦、盐井、察隅（日玛）进入印度，进而与印度阿萨密省铁路终点塞地亚车站相接，我们称该线为中印公路日玛线。（见图一）

　　1941年7月，国民政府派遣以袁梦鸿为队长的中印公路勘察队队员13人，士兵20名，携带测绘仪器与筑路工具百余箱进藏。然而，当测量队至西藏帕彬、门工、掘罗瓦、察隅一带却“被藏官拆桥毁路，并调兵遮梗”，经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与西藏噶厦调解，噶厦才通知昌都总管郎琼“转令各地藏官，予测量人员以便利”，西藏官员遂给予放行。然而，当测量队至甲郎地区时，测量队再次被藏军所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向西藏噶厦致函：“中央派员测勘中印公路一事，如藏方再不允许，我可派队护送测量，不必待其准也……仰转告噶厦善体中央善意，勿存疑忌为要”。但西藏噶厦却有持恃无恐，借口民众大会讨论“藏境中历未出现测量人员，是全体僧俗之不所愿者。且此事无论演变，确具惊扰性质”等理由，绝对不许测量人员进入藏境。于是，中印公路勘察计划最终被迫终止。西藏噶厦之所以敢于阻挠中央政府进行中印公路的勘察与修建，这与英国政府在中印公路修建计划中的干涉有很大关系，这也是英国利用国际事务以此对我国西藏事务进行染指的惯用伎俩。英国在其中的活动基本可分为1940年前后与1941年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英国政府对中印公路的态度前后不同，互相矛盾。1940前后，英国政府对于中印公路计划持以支持态度。1940年10月，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Archibald Clark kerr）与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彭学沛就有关中印公路路线的选择事宜进行了交谈。克拉克表示对中国的中印公路计划给予支持。克拉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当让过时的政治观念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1941年2月，中国方面要求英国在印度阿萨密萨地亚车站动工，先行修建阿萨密至中印边界段，以便能尽快得到外界的援华物资。而中国政府所拟定的中印公路日玛线必然通过西藏噶厦所控制的察隅等地，由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松弛控制，故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对于中印公路日玛线的修建有关键性作用。克拉克对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国民政府之间的状况很清楚，他建议另择公路“使用汉人劳役的路线，……避开来自西藏方面的政治困难”。同时，他并不放弃对日玛线的支持“我怀疑是否中国提出阿萨密与云南的路线连接计划应该得到赞扬，但我们应该尽力给予援助”。1941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又转告英国驻美大使哈里福克斯（Lord Halifax）：蒋介石非常希望英国在筑路方面给予帮助。哈里福克斯马上表示：英国的阻碍会不利于英美关系的发展，而帮助中国进行公路勘测是一种较好的和解方式。他还从英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肯定了英国政府的态度，但他同时提出，英印政府的意见也必须考虑。然而，1941年前后英国政府一转其支持态度，开始阻挠中国政府的中印公路日玛线计划。1941年末，英国政府暗中指使英印驻藏人员对西藏噶厦政府进行唆使。孔庆宗向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提到了英国人的唆使一事：“职昨赴擦绒（即扎萨擦绒·达桑占东）寓所宴会，英官饶伊巴多（即诺布顿珠norbuDhondup）在座，噶厦忽派差约饶前往谈话，历两小时。嗣悉噶厦时约饶氏商谈勘量中印公路事。今日噶厦约职面告民众大会已决议，绝对不赞成测量队入境。又探知此案中变，因英官饶伊巴多曾对噶厦云：中英原商共派员航空测量，现中国单独派员由陆地来测，英未参加，西藏允否及其利害，应请自决。惟对抵境测量人员，要和平劝回，不必打杀等语。西藏遂乘机反对。”就连噶厦政府中也有人说“中印公路，因英国作梗，致使西藏拒绝，得罪中央，故应向中央报告探明真相”。同年底，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也开始后悔他原来对中印公路的“乐观态度”，放弃其原对日玛线的支持态度，他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中印公路的讨论已经成为西藏地位与西康省边境的争论。克拉克还向中国政府解释“在日玛公路（即中印公路）上不仅有政治上的困难，还有地理上的困难”。同时，克拉克鼓吹英国建议的“南路”更为合适，所谓“南路”是英国政府所策划，西起阿萨密省塞地亚车站与印度利多（Iedo），中经赫兹堡（Fort Hertz）、缅甸密支那（Myithyina），通往中国云南龙岭（Iungling），以绕过噶厦控制区的一条计划公路线。如果中国采用这条路线，英国将大大利于控制阿萨姆———喜玛拉雅地区，便于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

　　1941年11月1日，英国外交部训令克拉克·克尔对中国政府指出“（西藏政府）目前明确反对修建经过他们领土的公路。你应提醒他们（中国），英王政府业已向他们说明，除非西藏政府完全赞同，否则的话，英王政府将不参加这项工程的建设。你最好在继续表态前，等待中国探测队对经西藏公路的可行性报告。”英国把持下的英印政府对日玛线也持反对态度，但英印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盟国关系，在此问题上又颇为小心翼翼。1941年4月，英印政府通知驻拉萨代表“要小心地与西藏人交谈”，以免英印政府“在中国侵犯西藏或者试图强制西藏人的问题上被人指责”。同时，又对外声称“并不是因为与他们（英印）继续维持西藏缓冲区完整的传统政策相互冲突，重要地是我们不能在未得到西藏政府的预先同意而在拉萨管辖区域里修建公路”。显然，英印政府在此耍滑头，它们企图披着“中立”的外衣，利用中印公路修建的机会，迫使西藏噶厦势力从所谓“拉萨管辖区域”，即毗邻阿萨密的地区（东北边境特区）撤出，以达到侵占中国领土的阴谋。英印政府的卡罗主义（Caro Doctrine）者（按：以卡罗为代表的英印对藏强硬派）更是对中印公路日玛线持以坚决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修建中印公路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不会显著，若中国在没有得到西藏噶厦的同意下修建公路，那么‘事实上独立’并且与英国和印度有密切联系的西藏就会受到损害”，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即将威胁西藏的“有效自治”状态，进而影响到英印在藏利益，尤其是其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所谓东北边境特区的利益。

　　由此看到，英国在中印公路一事上的前后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这条公路的修通，会使中国政府得到大批援战物资，这符合英国在亚洲借助中国抗击日本，维护其殖民体系的利益。1940年前通行的中缅公路是中国在抗战中取得外援物资的一条重要道路，该路从云南昆明至中缅边境城市畹町段，全长959公里，每月运往中国的物资多达4000吨。然而，1940年6月，日本趁英军从法国多佛尔海峡的败愦局势，要求英国封闭此条公路，否则与英国开战。1940年7月12日，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封锁中缅公路三个月，禁止由缅甸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英首相丘吉尔（Winston.s.Churchill）在7月18日的下议院报告中便称，封锁滇缅公路的目的是找到一种“公允”的解决办法，使中日“双方均可以自由接受”。中缅公路的封锁使中国失去了外援的国际通道。7月28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在谈及中国抗日战争是中英共同利益所系时，指出：“惟有中国战胜并保持独立，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方能保存，故余迫切的声明，请阁下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滇缅公路线。”同时，由于日、德、意结成军事同盟，形成与中、英、美对抗的军事格局，英国也出于维护其自身的生存，1940年9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重庆政府。所以，英国政府才会在中印公路日玛线的修建上对中国持以支持态度，这也是英国在中缅公路封锁一事上，对中国所做的一种补偿；然而，在另一方面，英国却担忧中国军队利用此公路进行军队后撤或进藏“将会彻底改变西藏的现有状态”，英政府并不希望看到国民政府在“西藏所控制的地域”里修建中印公路，而使“中国所控制的劳动力对英国发生危害”，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恢复辛亥革命前在西藏的有效控制。所以，英国对中印公路的阻挠正符合其将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缓冲国”的愿望。在英国与英印对日玛线的极力阻挠下，1942年中国政府被迫放弃原定公路计划，不久中国政府表明不再坚持原定路线。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英国建议修建新的中印“利多——赫兹堡公路”。路线为：西起阿萨密省塞地亚车站与印度利多（Iedo），中经赫兹堡（Fort Hertz）与缅甸密支那（Myithyina），通往云南龙岭（Iungling），与云南省境内的中缅公路相连。蒋介石同意了英国的拟定路线，但此时日军已经侵占缅甸，缅甸全部公路均被关闭二年之久。所以“利多——赫兹堡公路”（即史迪威（Stillwell）公路）至1945年1月才得以完工。此时二战已进入尾声，利多——赫兹堡公路也未给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带来较多利益。

　　原噶厦孜本夏格巴后来在《西藏政治史》中却说到：“诺布顿珠强烈请求西藏政府同意运输路线计划，甚至警告（西藏噶厦）若再坚持拒绝态度的话，将失去大英政府对西藏的支持”，这无疑是夏为英国在二战中不光彩的形象无力辩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