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璞,笔名阿璞。摄影评论家。上海市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后留校任教。1976年后,任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兼摄影、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还是著名导演张艺谋、顾长卫的恩师。 退休后曾任泉州华光摄影艺术职业学院院长,现任该院名誉院长。
代表作品有:《海上丝绸之路》、《摄影指南》、《蒋兆和的国画艺术》和《斯里兰卡植物园》等(纪录片)。
杨恩璞先生
经历是一种财富
当年您怎么会想到考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的?
电影学院时我还不到十七岁生日。因为家里的环境相当于现在的白领阶层,条件比较好,所以我是比较早就接触摄影。而且小时候学画画,有点美术功底,中学时代就在报刊发表作品,所以考电影学院也就有点基础。我记得当时考官中有苏联专家,问些问题也是关于俄罗斯现实主义画派什么的,这个我自然是对答如流。后来别人告诉我,苏联专家对我的回答相当满意,对我这个“小”考生也是印象深刻。
后来毕业后您怎么没要求去电影厂拍电影?而是报了去电视台的志愿?
我的选择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摄影毕竟比较被动,导演要求怎么拍,摄影就怎么拍。我呢,挺愿意掌握一个艺术创作的主动权,所以毕业时题的志愿是“电视台”,也不想回上海老家。当时我国电视刚开办,设备很落后,大多都不愿去,结果领导上也没有让我去,留校当了教员。电视台没有去成,但自编、自导、自摄影的念头一直没有放弃,后来去科教电影制片厂带学员实习,我就编、导、摄全部自己来。很辛苦,但是创作很自由,能自己掌控。
您在学院几乎呆了50年,学院对你成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很感激母校的教育,不仅让我学会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懂得了怎样用电影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我觉得在学院有两类经历对我后来的创作也好、生活也好影响挺大。一是注重教学实践。记得三年级时我给毕业班老大哥做助手,在《穿山巨龙》摄制组担任照明组长,实实在在地扛灯、架灯,各种内外景都遇到了,学到了实际本领。还有做助教时,就是62年到66年这几年吧。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学的东西似乎都懂了,后来自己要辅导学生,才发现自己对摄影还是缺乏经验,一知半解的,逼得自己再从头拍摄一遍作业,把很多课程才弄明白。电影学院这种重视实习的传统,让我一生收益无穷。
您上学的时候遇到的各种运动比较多
当年学生经常下农村、工厂,有时是去业务实习,更多是下放锻炼,普及文化艺术和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等。当时是“三同”嘛,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跟农民、工人在一起,这让我对农村和工厂产生很深了的感情。我当时年纪轻,个子小,大家也照顾我,重活累活不让我干,让我很感动。多次下农村、工厂,虽然耽误了一些专业,但我觉得值,因为使我这个从大城市长大的“小知”,比较了解了中国的基层国情、懂得了艺术和老百姓的关系。在“文革”中,学院全部停止了教学,整天搞运动,耽误了我们的业务发展,但电影学院虽然庙小,却和社会风云息息相关,让人从反面看清许多真相,使我真正懂了些什么是政治斗争、人际关系和国运民心,等等,这些在课堂里、书本上是没有学过的,我觉得对搞电影艺术的人来说,未必不是一笔精神“财富”,它对我今天如何观察时代?在创作中如何揭示社会、塑造人物等都还有用。当然,文革的破坏性太大,尽管我没有遭罪,这样的悲剧还是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