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树仁　摄影：易东莹

　　1969年2月22日，一列从北京开往陕西的火车上，19岁的北京小伙毕树仁望着车窗外逐渐远去的树木，涌起了对奶奶一阵又一阵的想念。“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出发时根本不敢告诉她，自己要到西藏去守卫边疆，而且这一走还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按计划，11师的这批新兵先要在位于陕西省武功县的西北农学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集训。然而，3月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了，部队接到命令，分南北两线快速进藏。

　　毕树仁所在的团走的是北线，从陕西出发，过青海直至拉萨。“4月1号到的格尔木，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中共九大开幕。”他说，“这时高原反应已经出现了，人们嘴唇发紫、晕晕乎乎、全身没劲。”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行军途中仍要“早请示，晚汇报”。上车前我们背了一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然后以一天100多里地的速度行进。“随着海拔的逐渐增高，身体越来越不适应。因条件有限，我们只能吃些夹生的米饭和洋白菜干，一般人根本是受不了的。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革命劲头很大，就盼着早点到西藏保家卫国。”

　　“五道梁，冻死狼”是格尔木的一句民谣，在五道梁住宿的那个晚上，温度零下30多度，毕树仁和战友们半躺半卧，度过了他记忆里最难捱的一夜。天亮时，整张脸肿了。到了该上车时，新兵班长晃晃悠悠地走过去，跟往常一样，将一开始就高原反应严重的战友背到了车上。

　　到达兵站后，有着高中学历、看起来又机灵的毕树仁被分到了无线电小组，由全军比武第二名的赵德先台长亲自培训，学习收发电报以及相关通讯知识。

　　最初一起培训的有50人，逐步淘汰，培训结束后，毕树仁与其他7名战友留了下来。

　　保证联络畅通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这项看似机械的工作，但在他眼里却是“重要又有趣”，没过多久，他就成了这批新手里的业务尖子。

　　在此后的几年里，毕树仁依然从事无线电工作。“任务不同，我的任务就是及时准确传递信息，保证在我的手上不出现任何差错。几年下来，我比以前有耐心、也细致多了。”

　　1973年5月，这个让奶奶流了一个月眼泪的小伙子回到了北京。四年的西藏军营生活，让他粗壮了不少，脸上也有了高原的痕迹，性格却变得沉稳了。

　　回乡后，毕树仁在生产队当过副主任，后来调到了大兴区县委，97年承包了一家企业。如今61岁的毕树仁仍然是个事业狂，他时不时拍拍肚子说，“嗨，我习惯了忙着，不忙能干嘛？”

　　回忆起过去，他流露出了对那些时光的留恋，“我的青春留在了西藏，这四年时间，我不能说它绚烂，只能说它很精彩。”

（责编：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