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出生的朱晓明，已步入耳顺之年，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却并没有多少时间坐在自家小花园的藤椅上，享受清闲。朱晓明说，他其实是退居二线。从行政岗位上刚刚卸任，朱晓明随即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当代西藏研究”这个前沿课题，致力于经历西藏改革开放实践的沉淀、积累与思考，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生活很充实，也很有味道。

　　朱晓明另外两个身份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会副会长，二者都与西藏有点关系。掐指细算，朱晓明从事西藏工作已经三十余年，时间正是从大学毕业到耳顺之年，正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年华。朱晓明自己用一首百十来字的纪实性短诗《西藏足迹》将这三十余年的工作收入笔锋，跃然纸上。

70年代朱晓明与妻子卢小飞在布达拉宫前合影

　　“踏上西去的列车，

　　唯有别情，没有惆怅，

　　携手昔日的同学，如今的新娘，

　　走父辈进藏路，共赴边疆。”

　　1976年，朱晓明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正值国家号召青年人支援建设边疆。全国各地将近有2000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进藏，北京也不例外，52人赴藏工作的队伍中，就有朱晓明和他的大学同学，也是当时新婚的妻子卢小飞的身影。

　　妻子卢小飞对西藏并不陌生，可说早已心生向往。朱晓明的岳父母均为老十八军进藏干部，曾在西藏工作、生活，与西藏有着千丝万缕又深厚的联系和情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下，朱晓明与妻子一听到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让他们果断报名进藏工作。

　　“到柳园，换汽车，

　　翻雪山，沿青藏，

　　三天颠簸，初尝缺氧，

　　在车轮上‘滚’进西藏。”

　　1976年9月，朱晓明和妻子连同其他赴藏工作的一行人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柳园，再换乘汽车，前往拉萨。

　　汽车沿途经过柴达木盆地、花海子、唐古拉山，一路上风尘仆仆。汽车密封性不好，朱晓明和妻子满脸满身全是土。过唐古拉山时，高原反应明显，朱晓明戏称自己头疼得像《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戴了紧箍咒一般，带着信心，乐观面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过程。

　　下了唐古拉山，穿过藏北草原，到达拉萨的时候，已是夜幕时分，那一趟汽车之旅，足足走了三天。三天的时间里，车窗外更多时候是雪山草地，人迹罕至，忽然之间来到人声鼎沸、灯火通明的拉萨，让朱晓明这个从首都北京来的小伙子产生了置身都市的感觉。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十八军一边行军，一边修路，用双腿走到拉萨；等到朱晓明七十年代进藏，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汽车飞驰在当年十八军血肉浇筑的公路上，用朱晓明的话说，“我们一路‘滚’进了西藏”。“现在的人坐飞机，‘飞’进拉萨，而青藏铁路通车后，则一路‘躺’进拉萨”。

　　“高原岁月锻炼人，

　　不会干，也要上，

　　民族兄弟结情义，

　　平息骚乱在现场。”

　　七十年代，拉萨的房子还几乎都是铁皮屋顶、土坯墙，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在上面，白花花地耀眼。当年的拉萨城以这样的形象留在了初到西藏的朱晓明的印象里。

　　朱晓明被分配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单位未曾想过所迎接的内地赴藏年轻人中有夫妻，毫无准备，只能临时腾出一间广播室，给朱晓明夫妇安身。一床一桌便撑起一个家，就是这个不起眼又简陋的小居室，在以后的日子里，竟成为进藏大学生聚会相见的主要场所。很长一段时间，每逢周六日，朱晓明家门口一溜的自行车，高朋满座，热闹非凡。

　　朱晓明到西藏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进行粉碎四人帮的相关宣传。白天参加群众游行，晚上着手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有时凌晨两点，朱晓明还猫在当时宣传部长张再旺宿舍旁的小会议室里，伏案疾书。由于初到西藏，未完全适应当地气候，高山反应使朱晓明头疼欲裂。

　　正如后来朱晓明自己总结西藏工作经验时所说，在高原工作，一个是自然环境，另一个是社会环境，都会给人带来锻炼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