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瘦的次仁罗布，在其作品中，常常注入与他外貌不相称的热忱

　　今年鲁迅文学奖结果一公布，获得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便猝不及防迎来了蜂拥而至的媒体。他要去试着腾出一部分时间来应付各式的问题和好奇的探寻，这与他获奖之前的工作状况完全不同。媒体的敏感总是会第一时间嗅到接下来将受到众人关注的焦点，顶着几乎是中国文学界最高领域奖项的头衔，次仁罗布的作家身份，从成长到成功，被媒体毫无保留地推到了展览台，满足众人好奇的欲望。作家本是靠文字来支撑，掌握着写作的主动权；而一旦成为焦点，在当下各行各业都流行名人化与偶像化的时尚氛围中，作家开始被讲述、被抒写。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通过作品去窥视作家，媒体便主动担起了挖掘掩盖在作品背后故事的责任。次仁罗布还是不太习惯这种被讲述的生活。他说，西藏电视台采访时，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缺乏面对镜头的经验，他显得十分紧张。如果给他一支笔或许更能完美地表达自己，毕竟，作家的本能是用文字进行沟通。

　　沉甸甸的普世价值

　　然而如果仅仅让读者去关注作家本身，这背离了次仁罗布进入文学圈的初衷。在去鲁迅文学研究院学习之前，次仁罗布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且已崭露头角，但几个月的学习后，他毫不吝惜地涂改起之前的作品。过去的他沉迷于单纯的讲述故事，是一个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鲁院的学习让他明白文学作品贵在展现人类的精神维度和高度，而一个真正的作家要用文字中内含的东西启迪人们的心灵，无论是作家有意还是无意为之，这意味着作家的一种自觉。

　　清瘦的次仁罗布，在其作品中，常常注入与他外貌不相称的热忱。读者在这份热忱中往往能感受到跳荡其中的道德、勇气、耐力与牺牲。次仁罗布将此归纳为普世价值。获得此次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放生羊》，通篇以一位垂暮老人的视角与独白，讲述自己将一只羊放生为已故妻子赎罪的故事。寺庙、经幡、桑烟、转经、以及迥异于内地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将文本推向了一个陌生的维度和情景，但是其中延伸出来的对生命的感悟、对死亡的认知以及灵魂的救赎这些命题，却会使任何一种文化背景、地域背景的阅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人类社会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发展到今天，是有一个根基在支撑着的，一旦人类失去这个根基，也就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次仁罗布口中的根基也就是其所言的“普世价值”，在他看来，普世价值是一种道德底线、一种美好的品质。次仁罗布摈弃了通常意义上的是与非的判断标准，善和恶不能只凭借表象来定义，他用了一则藏传佛教佛经中的故事来佐证：一尊泥塑的菩萨被放置在道路旁，一天，大雨倾盆，一位过路人不忍菩萨被雨水淋湿，四处找寻遮盖之物，目及之处只找到一只破旧的靴子，过路人便拾起这只靴子遮盖在菩萨身上。雨过天晴，另一位过路人发现被破靴子覆盖的菩萨，心中痛骂谁对菩萨这么无礼，急忙上前扔掉靴子。然而佛主说，两人做法虽完全相反，所积功德却等量。次仁罗布将之解释为两人的初衷都源于善。

　　善良、爱、奉献这些人类原始的情感与品行越过了文化差异的沟壑，形成了具有再生力与创造力的普世价值。就像次仁罗布捧着自己最喜欢的两位作家海明威与福克纳的作品时，虽然与他们有着悬殊的文化背景，却能从中产生情感与精神的共鸣一样。

　　次仁罗布从丰饶的藏文化土壤中吸取养分，带着与时代和社会变迁碰撞而迸发的思想火花，满怀热情地将沉甸甸的普世价值寄托在自己的篇章里，通过作品与读者形成心灵的对话与沟通。相比面对镜头去讲述，次仁罗布更善于此。

待人谦和、不事张扬的次仁罗布心中对待藏民族文学的发展却自有另一番雄心和期盼

　　少数民族作家的责任

　　作家，常被用来称谓以写作为业的人，次仁罗布的另一个身份是《西藏文学》杂志编辑，写作，严格说起来也只是其副业。作家通常都是敏感的，他们总能最先触碰到时代与社会里隐藏、跳动的神经。一个新时代、新社会的到来，最先跳起来呼喊的是作家，一个时代、社会死气沉沉或者暗流涌动，最先感到焦虑、愤懑的也一定是作家。他们或多或少的会往自己身上揽起一份文学责任、社会责任、民族责任。

　　当代藏民族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上世纪中叶新文学的开拓和第一个文学创作高潮，又走过了文革沉寂，从八十年代开始，以扎西达娃等为代表的藏族作家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藏族文学推进了一个繁荣时期，并一度成为人们不可逾越的里程碑。而今，待人谦和、不事张扬的次仁罗布心中对待藏民族文学的发展却自有另一番雄心和期盼。

　　从次仁罗布诸多作品——如讲述现代文明与乡土观念碰撞的《阿米日嘎》，人的自我救赎与宽容的《杀手》，宗教与世俗之间、藏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膜的《界》——不难发现，他选择了一条与扎西达娃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写实。而这也是次仁罗布所呼吁藏民族文学在继承前辈所创造出的文学成果基础上，力求开辟一条新的文学道路和方向的着力之所在。

　　次仁罗布似乎不曾想过鲁迅文学奖的获得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令其欢欣鼓舞的则是藏民族文学作品终于得到了等同于国家文学奖的认可，“藏族作家很受鼓舞，好多以前不怎么写文章的，也拿起笔来了”，“这是对藏族文学发展的促进”。如果一个作家的自觉是要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达的话，那么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则是在此基础上，肩负起一定的民族责任。

　　“一个民族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消失，少数民族作家我个人认为是要把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发展过程中所经历过的阵痛、焦虑体现出来，也许过了十年二十年很多东西都不在了。历史是可以把一段段的经历记述下来，但它记述的只是一种粗的线条；民族作家的责任是把那些细的、内心的那种争斗、那种焦虑表现出来。别人看了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这个民族有怎样一个经历，这不是历史书本上所能得到的。”

（责编：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