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西红 摄影:王飞

　　现任西藏音像出版社社长的付西红，其父是当年进军西藏的18军老战士、老西藏。付西红生在西藏，从小对驻藏人民解放军留下了无数难以忘怀的印象。提起在西藏生活过的那些岁月，他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在西藏生活的往事并不如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童年简单。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付西红说他和内地的孩子们比起来，玩的用的都一样，都是纸弹弓、小手枪、玻璃球。可能唯一有区别的就是语言上的交流。“因为从小跟藏族孩子玩，渐渐地学了很多藏语，这个经历让我在以后工作生活中和藏族同胞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障碍。记得我们当年下地方采访，当地的老百姓还很奇怪，这个汉族小伙子怎么能说如此流利的藏语。”

　　快乐的少年时期，留给付西红的是越发坚定的信念：留在西藏、留在拉萨。

　　1979年，付西红进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当时西藏交通不便，供应状况很差，各个单位福利基本为零。同事休假回来带的最多的是新鲜蔬菜。“广播电台环境不错，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单位有菜地，伙食好，还有自来水，我们平时下班后就种菜，可以种萝卜白菜莴笋，我们还有温室和麦田，在当时来说，生活是相当好了。”付西红说。

　　在广播电台，付西红先做技术，后来又开始写东西，最后调到编辑部做记者。那时他经常去部队采访，战士们的乐观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西藏处于高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不便的交通造成了物资流动的局限，当地的老百姓日常饮食中很难见到新鲜的蔬菜大米。饭桌上的米、面、肉，都是当地驾驶员跑内地时带回来的，长途的颠簸使食物上沾满了汽油味。纵然这样，付西红看到战士们还是乐观地面对。

　　“1987年，我第一次下部队采访，当地的小战士拉着我说，记者，告诉你，我们是六八年的人，吃的是六八年的大米、罐头，五几年的腊肉……”战士们的话语让付西红觉得这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人，而可爱乐观的背后那种艰苦又是无法想象的。

　　过去的拉萨环境很不如现在，甚至都没有像样的排水系统，和现在干净整洁的拉萨大街比起来，当年的拉萨到处是水，甚至是臭水沟。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即便环境恶劣，也没有过多的苍蝇出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拉萨才大规模修建城市排水设施和自来水厂。到这几年，变化就更大了。付西红如是说。

　　从记者到出版人，去圣山的路有多远

　　就这样，付西红无论在哪个部门，都没有离开广播电台，直到去北京广播学院进修。

　　在广院进修的付西红学的是电视编导，逐渐开始接触电视传播领域，这也为他以后接手音像出版业做了铺垫。

　　广院毕业后的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动用各种关系留在北京，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拉萨。

　　1996年，付西红接手西藏音像出版社。当时音像出版社很小，专做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由于音像制品很少，发展起来举步维艰。“我当时选取了我在电台时的一些优秀的藏区民俗歌曲，把它们刻成了一张光碟，我在想是不是以光碟的形式推销给老百姓，将文化变成商品。实验后证明，在当时人们思想水平的限制下，基本上没有人接受这种形式。”

　　后来他想，自己为何不运用所学的影视知识，用影视来养活出版业。“我当时有了这个想法后，决定着手做影视方面的工作，这样审批下来的资金除了影视作品拍摄之外，我们可以有开源节流，省下部分钱来支持自己的出版业。这样一来也不存在发行盗版或者非法光碟的问题。”

　　在这种想法下，付西红拍摄了两部电视文艺作品：《记忆》和《雪域军魂》。谈到这两部作品，付西红说，《记忆》表现更多的是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落后的情景和当时西藏人民的生活。正因为当时缺乏具有历史感、能在真正意义上表现过去西藏悲惨情况的作品，这样的契机促成了《记忆》的诞生。之后推出的《雪域军魂》是表现解放军战士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开放开发所做的努力。

　　“能够让年青一代看到我们历史的改变，和为这些历史付出努力的人艰苦拼搏的场景，能够让外界了解真实西藏，能够让我们的教育者教育人时有实际的生动材料，这就足够了。”

　　就这样，西藏音像出版社一步步前行。现在，他的事业终于打开局面，许多音像制品受到欢迎，一些作品获得国家级奖励。他的努力被认可了。

　　当谈起自己为何如此呕心沥血做出版业时，付西红说：“根本不是利益或者别的在驱使，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信念：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太多太多，现在只有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这块土地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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