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农奴愤》局部　

　　1974年，也就是笔者进藏工作第二年，我的任职单位——西藏革命展览馆，这块招牌上有着鲜明时代印迹的文化单位，为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极为热诚地邀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和鲁迅美术学院的十几位教师来藏为该馆创作一组反映封建农奴制下的农奴生活并与之抗争为主题的泥塑群雕。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在那个年月是习以为常的现象。而对于尚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群雕塑家们来讲，能摆脱天天读天天斗的无聊环境，能来到神奇的西藏体察藏地的民情风俗，又能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无异于天上掉下大馅饼的美事。　　

　　那时的他们都是四十岁上下的所谓青年教师，人生与艺术的步伐正值奋发有为的年华。虽然由于高原缺氧反应，由于物质严重匮乏，更有其中几位家属尚滞留于“牛棚”等不利于艺术创作的客观因素存在，但笔者从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他（她）们似乎对此都能坦然处之。而能一心一意地深入到农牧区藏胞现实生活中去，在高原宽阔的天地之间去发现、去感受、去谛听，而决非浮光掠影式的艺术采风。这可从他们每次下乡带回的上百张慑人心魄的速写素描中得到验证，可从他们娓娓道出的对具体藏地和藏民族藏历史的近乎剥笋般的认识理解与感动的言谈话语中得到验证，更可以从他们历经数百个日日夜夜，倾注了极大心力与体力而完成的大型群雕泥塑（一百多个等身体量）“农奴愤”本身得到验证。

泥塑《农奴愤》局部

　　“农奴愤”完成面世不久，随着“文革”之终结而处于冷藏状态。所以，它鲜为西藏以外的观众知晓，后来就连展览馆及其上峰单位对此也莫名其妙地讳莫如深，好像这组大型群雕根本就不曾产生与存在过一样，好像领导们当年功劳簿上那浓墨重彩的这一笔竟蒸发得无影无踪一般。自然，对于当年那批雕塑家来说，在“文革”后期，能远避政治喧嚣，能参与相对单纯的艺术创作活动，并在其全过程中将自己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融入其间，是一大幸事。笔者以为，撇开所谓的主题，仅仅是在那个特殊年月，特殊的地域由一群惊魂未定的中国雕塑家们通力合作完成的群雕本身就该具有诸多意义的，尤其是时代审美与史料纪实的意义。

　　由于笔者在1975年到1980年间曾供职于西藏展览馆业务组的缘故，这样便和“农奴愤”创作有着或近或远的关联，并且也还曾有几次被推到前台来接待参观“农奴愤”各色人等的机会，有些事如今回想起来也还有趣，下面仅就所涉择其一二述之。

泥塑《农奴愤》局部

　　1976年早春时节，新华社西藏分社的记者组织十几位从旧西藏过来的苦主（苦大仇深者）参观泥塑“农奴愤”后座谈，因座谈会就在展览馆会议室，所以业务组领导指令我也去听听，受受教育。我记得当时几乎所有的苦主都做了声泪俱下的哭诉，差别只是话有长有短，声有高有低，尤其是几位老阿妈，简直就是在抽泣而说不成几句话。从基层受众的零距离反应和接受程度上看，“农奴愤”至少是部分地忠实纪录与再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社会面貌，是一组有着较高历史认知度和艺术感染力的雕塑作品。笔者当时也很为那种哭之诉之谈雕塑观感的场景所感动，并暗下决心，今后也要走这条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只是我最终并未真的走下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