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中国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出土了一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其身高为0．7公尺，腹径为0．3公尺，背高为0．51公尺，角长为0．4公尺，体重80公斤，是一件出土保存非常完整的文物。据考证，这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是中国目前出土的第一件以牦牛为造型的青铜器。经文物部门鉴定，该牦牛青铜器为唐代所铸造，即藏族的吐蕃时期。其严谨、准确的形体结构；古拙、雄浑、质朴、凝重的造型气势；生动、逼真的雕塑风格以及高超的冶炼技术堪称一绝。它不仅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民族文物，也是我们研究藏族文化和早期宗教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雪域之舟——牦牛
牦牛被誉为“雪域之舟”，自古以来就与藏族文化、历史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牦牛是藏族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牦牛是藏族先民最早驯化的牲畜之一，它伴随着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民族生存已有几千年。早在史料当中就记载：“牦，西南夷长毛牛也”。①（注：伊尔·赵荣璋：《天祝铜牦牛》［J］，《文物天地》1991年第5期，第22页。）牦牛又称之为旄牛，历史资料描述曰：“潘侯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日旄牛。”②（注：同上。）可见，牦牛这一牲畜早在战国时期的汉文史料《山海经·北山经》当中就已经有了详细而明确的记载。
牦牛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它性情温顺，具有极强的耐力和吃苦精神。对于世代沿袭着游牧生活的藏族来说，牦牛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高原上，无论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雪袭人的寒冬，牦牛均以其耐寒负重的秉性坚韧不拔地奔波着，担负着“雪域之舟”的重任。可以说在藏族的衣、食、住、行当中处处都离不开牦牛。牦牛自古以来就为历经艰难困苦但又勇敢而顽强地生存下来的藏民族提供着生活、生产必需的物质来源。它是一代代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发展成长起来的藏民族生命与力量的源泉。历史上前人铸造这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显然是牦牛与藏民族的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
二、藏族的图腾崇拜物与牦牛文化
牦牛是藏族历史上重要的图腾崇拜物。图腾系印第安语TOFEM音译，其根本涵义为“他的亲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认为其部落、氏族可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比较亲近的自然物存在有某种特殊的血缘关系，于是他们便把这种与自己部落及氏族有密切关系的动物或植物尊崇为图腾，把它奉为本氏族的标志，并且号召全氏族或整个部落进行崇拜。世界上有许多以牛为图腾崇拜物的国家和民族，如古埃及人、波斯人视公牛为人类的祖先，印度人对牛的崇拜更是神圣无比，视牛为天神，任何人不能伤害，否则将以法论处。从古至今，在中国的许多民族当中，将牛作为图腾崇拜的民族可以罗列出许许多多，如古契丹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最初是由青牛和白马两个民族演变而繁衍下来的，契丹人以牛为图腾。今天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牛图腾崇拜的文化习俗，如彝族、傈僳族、怒族、德昂族、傣族、布依族、壮族、柯尔克孜族等。
而对以牦牛为图腾崇拜物的藏族来说，牦牛这种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特殊动物与其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藏族史料记载：藏族的一部分族源来自“古牦牛羌族”。古代羌人“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①（注：伊尔·赵荣璋：《中国第一件铜牦牛》［J］，《西部世界》1991年第4期，第37页。）。这显然说明，“牦牛”、“白马”、“参狼”等动物曾是古代羌族的图腾崇拜物。
历史文献记载：当初天神之子聂赤赞普从天而降，“遂来做吐蕃的牦牛部之主宰”②（注：《说文》［Z］（影印本），第2卷，第26页。）；藏族地区“甲戎
人供牛头人身像，墙上用白石头嵌牛头、屋顶供奉牛头”③（注：《山海经·北山经》［Z］（影印本），第1卷，第31页。）；“至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内的甲戎藏族人，家中供奉的大神是‘牛首人身’”④（注：《后汉书·西羌传》（影印本），第3卷，第27页。）甲戎藏族人把自己视为古牦牛羌族的后裔，世代流传着供奉牛头的习俗。他们把被奉为“牛首人身”的大神敬供在朝圣和顶礼膜拜的神龛上，每逢过年之际，一些土司、僧侣、头人、官吏们都要竞相制作一公尺以内的牛头人身像，供奉在家家户户的神位和院门上方，尊奉为守护门神，祈望带给家族康泰平安、吉祥如意，用以驱邪祈佑，镇妖降魔。
迄今为止，遍及整个藏族地区的屋宅、墙角、玛呢石堆、寺院祭台上供奉的牦牛头骨，以及藏族宗教艺术和工艺美术当中织绣、彩绘的各种写实或变形等造型的牦牛图案，甚至包括宗教祭祀和法事活动当中佩戴牛头面具所演示的神牛舞蹈等，均证实牦牛图腾崇拜的历史风俗依然根深蒂固地留存在藏民族的文化生活中。
藏族创世纪神话《万物起源》中说：“牛的头、眼、肠、毛、蹄、心脏等均变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森林和山川等”，这是藏族先民对其所崇拜的牦牛图腾加以神化或物化之后驰骋其丰富想象力而产生的结果。如今天在安多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藏族神话故事《斯巴宰牛歌》当中讲道：“斯巴最初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⑤（注：王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28页。）“斯巴宰小牛时，砍下牛头扔地上，便有了高高的山峰；割下牛尾扔道旁，便有了弯曲的大路；剥下牛皮铺地上，便有了平坦的原野。斯巴宰小牛时，丢下一块鲜牛肉，公鸡偷去顶头上；丢下一块白牛油，喜鹊偷去贴肚上；丢下一些红牛血，红嘴鸭偷去黏嘴上”⑥（注：王庭良：《甲戎与牦牛羌》［J］，《科学与社会战略》，第44页。）。“斯巴”的含义是“宇宙”、“世界”，由此可见牦牛不单是藏民族原始的图腾崇拜物，在藏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牦牛的图腾崇拜不断发展和演化形成了一种既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形式一一牦牛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当中蕴含着藏族先民们古老而朴素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他们大胆的超越自然发展规律的思维能力和想象，把牦牛与世界的开创、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诞生紧密联系起来。这充分说明了藏族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把一种超越自然的能力，也就是人所不能及的神力和希冀寄托于他们所崇拜的最神圣的、最具威力的、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牦牛身上。于是他们眼里的牦牛早已超越出一般动物的范畴。牦牛被神化，是造物主，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人类的祖先；同时牦牛又被物化，许多崇山峻岭、江河湖泊均被视为牦牛的化身，形成了“牛化作世上万物”的哲学观。
藏族史料中的牦牛山和牦牛河往往是土著神灵的化身。像藏族神话传说当中最著名的雅拉香波山神、冈底斯山神等均化为白牦牛；另外一些土著神的坐骑也是牦牛，如十二丹玛女神之一的勉几玛的坐骑便是一头白牦牛。化身牦牛或与牦牛有联系的神灵往往是藏族的原始土著神，这显然是牦牛图腾物化或神化的必然结果。白牦牛在藏族人心目中则更为崇高和神圣。我们认为白牦牛形象在神灵当中备受崇敬的特殊地位是由藏族崇尚白色的思想观念和白色的色彩属性所决定的。白色在这个民族心目中代表着崇高和神圣，所有白色事物自然都象征着美好和吉祥。因此，白牦牛一跃而成为牦牛图腾中被神灵化地位最高的一种神，赢得了藏族人民深深的敬仰和崇拜。
藏族史料记载：“莲花生初进藏，从尼泊尔入境时雅拉香波山神现原身，化为一头雪白的牦牛，像座大山，吼声如雷，震得山崩地裂”，结果被莲花生降服化作佛教中的护法神。我们在藏区可以看到或听到许多这种远古时期藏族先民们就把各氏族、部落的族源图腾神灵的名字用来命名各种山川的现象，这些神山是藏族牦牛图腾文化的一种变异发展形式，它所包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是非常深刻的，于是“这类神山便成了藏人祖先永恒的纪念碑。这类特殊形式的纪念碑上虽然没有铭文，但一代代将艺术形象传了下来，并将这些形象固定在绘画、雕塑及神话传说和祭伺的文字中”，它所“表现的各种文化习俗的史料价值，不低于地下保存了四五千年的古墓葬”①（注：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藏族历史上铸造如此硕大的牦牛青铜器自然与其牦牛图腾崇拜有着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藏区保留完整的有关牦牛题材的原始岩画，还是殷商时期雕刻在青铜器皿上的牛头纹饰，包括周朝时期绘制于彩陶上的牛形图案，以及迄今犹存的悬挂于藏族门宅屋顶上的牦牛头骨，甚至包括目前出土的这件举世无双、极为珍贵的牦牛青铜器，它们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的牛图腾崇拜的文化当中。
三、藏族苯教的神牛供奉制
笔者认为这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的铸造，与藏族苯教的“神牛供奉制”具有密切关系。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必然产物。藏族在佛教传入之前其土著宗教是崇信“万物有灵”的苯教，以自然神灵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将日、月、星、辰、天、地、山、川及牦牛等动物作为崇拜和供奉的神灵，这便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神牛供奉制”。
据藏族史料记载：在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苯教占据统治地位，牦牛曾一度被称为“神牛”，是朝野、政教崇圣的供奉之物。当时宰杀一头牦牛必须经过苯教徒念诵长经三百遍方可，否则将受到严酷的刑罚。牦牛的价值比奴隶的身价要高得多，后来苯教徒在身上刺上牦牛形象的图案，以求康泰吉顺，邪魔不入，这种文身在平民百姓中亦广为盛行。凡苯教徒一律用白牦牛尾毛盘结于发辫处，并用三颗红色琥珀珠做标志，缀饰于发梢处，以象征苯教教丁兴盛、教规森严，教律严明。白色尾毛意味着神圣、吉祥、纯洁。
在苯教的一系列活动中，渗透着许多宗教色彩。譬如在他们的跳神或祭祀活动中，都用黑色牦牛作为神圣、正义、威严、力量、权威的象征，用白色牦牛作为吉祥、平安、善良、美好的标志。在举行修造苯教寺院或战争获胜归来仪式时，均由苯教首领选择力大无穷的雄牦牛一头，对其进行祈祷教化。用神龙降妖箭射死，然后以清油熬煎牛的骨头，再用青稞酒将这些骨头冲洗干净，在头骨未干之际，用墨色在上面刻写经文、咒语、符号。教长对刻画上经文的头骨选诵经典，再按照特定的方位，将其掩埋于2公尺以下地层，并在掩埋地周围放置利刃藏器1柄、牦牛全尾1个，这便是所谓“驱邪镇山三宝”。仅从这一点来看，在苯教统治的远古时期，力大无穷的牦牛已经成为藏族人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牦牛形象被图腾崇拜和苯教的“神牛供奉制”束之高阁，尊为神灵的化身，敬奉于苯教寺院经堂的神灵席位上，供人们膜拜。
苯教神舞演示中的牛头面具显然是将图腾形象——牦牛作为神灵的化身而用来镇妖驱邪、降灾伏魔的一种宗教形式。苯教巫师们在道场做法时，把牦牛作为一种神圣的法器，用来施法制恶、驱邪除秽、弘扬正义，保佑人畜平安。一些苯教寺院中，还在牦牛头骨上刻写符咒，然后敬奉在神龛之上，让僧俗弟子们顶礼膜拜，以企盼五谷丰登，吉祥如意，人民康泰富贵，邪魔不侵的太平盛世。
苯教法事活动当中，还用牛角作为法器来诅咒敌人和异教势力，这显然是“神牛供奉制”的一大历史产物。他们认为神牛可以降服一切恶魔势力，于是便把“敌人的物品”装进牦牛左角内，施一种称为“牦牛伏魔法”的巫术形式。米拉日巴大师也用牦牛角施行法术，牦牛角可以和尊者对话，尊者还可以钻到牦牛角中去。这显然是藏族先民将牦牛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而进行驱邪祈佑思想的突出表现。
苯教时代，人们在苯教寺院的经殿门口悬挂牦牛干尸，用来震慑邪魔，驱恶除逆，并把所崇拜的牦牛的某些器官当做神器敬奉，如供奉牛头。人们认为牛头是牛的灵魂的寄宿，也是神灵尊严及威力的标志。众所周知，牛角是牦牛防御和攻击敌人的武器，自然被认为是神灵神力的源泉，是战胜一切邪恶势力的法宝，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藏族文物——苯教法器“腾乍”当中略见一斑。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藏族苯教时期的珍贵文物“牦牛角法器”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馆藏文物号0382号），“牦牛角法器”外形为喇叭形状，长约13．5公分，外口直径4．5公分，外口处以皮封口，内装法物，器身外缘以阴阳刻手法雕有苯教密咒、经文、变形牛头、神箭图案，它是苯教道场做法时的重要法器，具有震慑妖魔的巨大威力。根据其外形雕刻有变形牦牛骨图案及其器质为牦牛角这一特征，我们不难想象并推断，苯教法师显然是借助牦牛神灵的巨大威力，通过教化之后的“牦牛角法器”来显示其神力，来制服、战胜邪魔的侵袭。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记载：格萨尔王用神兵收服红铜角野牦牛后，拿野牦牛的头和角做了霍尔国、黑魔国、姜国、门国等的招魂物，把它们放在奔木山（阿尼玛卿山）的北方向毒蛇奔跑的地方，以降服四方妖魔和敌国“十八大城”。
综上所述，苯教的“神牛供奉制”，自然是藏族牦牛图腾崇拜这种形式的变异和发展。由此可见，铸造和冶炼如此硕大的牦牛青铜器，与藏族苯教的“神牛供奉制”是分不开的。我们认为这件雄浑、粗硕的牦牛青铜器的诞生具有双重涵义：其一是古代藏族的神器，作为苯教时期的“镇寺之宝”，敬奉于寺院殿堂里，供僧侣、信徒们朝圣膜拜，以祈求族业昌盛、人丁兴旺、吉祥顺愿、祛邪祈佑、人畜平安。用青铜铸造如此硕大的牦牛形象，体现着一种永恒的精神寄托，祈望世世代代永远供奉它。也寄托着苯教徒企图通过牦牛之雄猛威力，征服一切外教势力，从而发展壮大的根本愿望。另一种涵义是它被作为苯教寺院的祭祀器，将其供奉于寺殿神供前，作为永久性的敬谒礼品，奉献给天地诸神，以祈求教业永固，教丁兴盛。用铸造如此硕大的牦牛青铜器进行献祭的方式，是古代藏族特殊的祭祀形式。它应该说是藏族牦牛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藏族苯教时期“神牛供奉制”的历史缩影。
四、牦牛青铜器的艺术价值
这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艺术价值。在造型艺术和铸造风格上均达到了很深的造诣。该器采用写实手法选择牦牛伫立时的造型姿态，头部微前倾，嘴巴张启，呈半开合状，从眼神和嘴部表情及外部形状的刻画来分析，它表现的是一头雄牦牛正在吼叫时的形象特征；那大幅度弯曲且十分对称的牛角，显然经过了艺术化的加工，极富装饰趣味的造型，给人以力量与雄健的美感享受。
牦牛青铜器的创作构思新颖、别致，立意深刻，生动逼真地再现了牦牛粗壮的生理结构特征。我们从牦牛青铜器高高隆起的脊峰、大幅度弯曲的牛角及其他部位特点，可以判断出它具有雄性生理特征。由此可见，古代铸造者对牦牛解剖结构的观察和了解是非常深刻而透彻的。从造型特征上来分析，铸造者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通过简洁、概括、提炼的艺术形式，对牦牛裙毛、颈毛进行了大胆取舍，而着意刻画和突出表现了牦牛尾巴丰满、飘逸的形象特征。那纤细、流畅的尾部纹饰，与圆润、宏重的牦牛形象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反衬对比，打破了因体积硕大、动作单一而造成的笨重、呆板的感觉，从而使牦牛粗犷、雄浑的形象栩栩如生。牦牛尾巴的造型设汁可谓独具匠心，那巧妙的设想，大胆的创意令人叹服。从造型趋势来看，铸刻在牦牛尾巴上的细密、规则的流线型装饰线，视觉上给人增添了动势美感，显得生动活泼、富于变化。牦牛尾纹与牛头面部、眼部及鼻部装饰纹线形成了呼应关系，使整体塑像显得更加和谐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造型设计，协调了塑像的平衡与稳定。我们只要稍加注意便会发现，牦牛青铜器那向前微伸的头部和大幅度弯曲的牛角，使其重心明显前倾，再加之高高隆起的脊峰也处于牦牛前半部，倘若没有这一呈流线型垂直于后尾部经过变形、夸张而处理的牦牛尾巴的特殊作用，将使塑像失去力度平衡，造成重心不稳、头重脚轻之感，出现前重后轻、前大后小的不协调局面。可见牦牛尾巴这一别具一格的造型设计，在这尊青铜器造型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谓妙笔生辉，令人叫绝。
从铸造艺术和冶炼技巧来看，如此硕大而宏重的牦牛青铜器，无论从塑模、翻范、合范到浇铸的整个铸造过程都十分繁复、严格，而且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对熔炼及其火候、合金比例、浇铸时间等每道工序的掌握，都必须要求非常严谨而准确，技术性极强。只因技术水平如此高超，才能塑造出这样瑰丽、雄浑、庄严的牦牛动态与气势。
牦牛青铜器由于长期掩埋于地下，器身锈蚀非常严重，表层出现明显的绿漆古痕迹，不同层次的绿色铜锈下面露出斑驳的黑漆古纹痕，尤其在牛角、额际到脊峰、后背等处呈现出由墨绿、褐绿、黑褐色斑痕缓缓过渡到灰褐、土绿、灰绿等色层，形成丰富、完整、协调、统一而赋予变化的外部色彩效果，增强了器物凝重、粗悍的质地感和层次感，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优美自然的灰绿色调，这是青铜器物长期锈蚀于地层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效果。从那色层斑驳的锈蚀中，透出远古历史的苍凉气息与深邃以及藏族图腾崇拜、“神牛供奉制”等牦牛文化的历史钩沉。我们仿佛从青铜器牦牛的吼叫声中感受到了远古时代藏族先民们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活动的壮观场面，似乎聆听到了藏人崇圣的雅拉香波山神、冈底斯山神化身白牦牛时发出的震彻山谷的吼声，一种伟大神力的激荡与震撼之下，使我们又联想到了那茫茫雪域高原上，许许多多任劳任怨、耐寒负重的“雪域之舟”。
总之，这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是藏族先民牦牛文化的历史见证，它所铸造出的不单是一头牦牛形象，而是藏族几千年以来的生活历史和文化形象。在中国青铜文化当中，这件牦牛器物属罕见的珍贵文物，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铸造冶炼技术是非凡的，充分显示出了古代藏族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告才能。（伊尔·赵荣璋，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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