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农民载歌载舞迎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摄影：罗布

　　中国西藏网讯 时间是残酷的，能够将一些深刻的记忆抹平，然而，有的记忆是不能被忘却的。

　　1959年的秋天，74岁高龄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进入西藏，在目睹了刚刚经历了民主改革的翻身农奴收获青稞的场景后，写下了自己的见闻：“他们是那么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是‘谁种谁收’，再也不必把大部分的收成上交给他们的主子了，而且不久还要把这些地分给他们。……这些农奴们见到我们来就举起农具向我们欢呼。我从来还没有受到过这么热烈的欢迎。……现在他们已挣脱了几百年来压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他们自由了，平等了。他们获得了新生。”

　　这正是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的真实写照。

　　谈及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就必须从吐蕃王朝说起。吐蕃王朝是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王朝，在这个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王室和贵族是奴隶主阶级，奴隶则要为奴隶主从事生产，还要被编为征战人员充当“炮灰”。在当时的社会中，奴隶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甚至被用来作殉葬品，或作为盟会祭天的牺牲品。

　　随着这种剥削的加剧，奴隶的反抗越来越剧烈。公元869年吐蕃嗢末部爆发大规模奴隶起义，并蔓延至全境，最终使吐蕃王朝分崩离析，不复一统。

　　这次奴隶大起义使奴隶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大量奴隶摆脱奴隶主的控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动荡的时局使原有的奴隶主或新生的富农不能使用原来的奴隶制生产模式了，他们开始将一些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权赋予所属的奴隶，部分地放松了对其的人身控制，以增强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由此，封建农奴制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来适应当时吐蕃分裂之后的社会发展。

　　但到了20世纪，固化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当时的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

　　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指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

　　然而，指望旧西藏的封建农奴主们主动改革，是不现实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特权阶级天生具有维护现有制度并抵制改革的“惰性”。以沙俄为例，在改革封建农奴制之前，沙俄大贵族地主占贵族阶级的10%，却拥有30%的农奴。他们享有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是封建农奴制的坚决拥护者和有力支柱，反对任何改革。在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们为了维持奴隶制度，不惜用武力分裂国家。

　　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原因，西藏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内部并没有形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旧西藏的封建农奴主反而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外界的支持，巩固了统治地位。这些因素决定了在旧西藏内部依靠自下而上的改革来改变社会制度是行不通的。

　　1951年，新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具备了实现社会制度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条件。《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当时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觉醒了的“无产者”的愿望,也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西藏受压迫的广大农奴有着天然的鱼水之情，面对开展民主改革的呼声，中央政府也曾多次提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对西藏上层一定要作好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进行。

　　但是，作为既得利益者，西藏的一些封建农奴主们误判了形势，企图用叛乱来维护特权。1959年3月20日，驻藏人民解放军被迫开始反击。同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至此，在西藏实行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被废除。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吐蕃王朝的奴隶主们抱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奴隶制度，被以嗢末部为代表的奴隶大起义推翻，少数开明的奴隶主选择封建农奴制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千年之后，封建农奴主们同样被社会发展的洪流所淘汰。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之前的人们为了消除不平等，推翻了特权阶级，五十多年后的我们，选择用设立纪念日的方式来铭记那段历史。只是，设立纪念日，却不是为了单纯的记忆，而是为了坚守先辈的成果，并继承民主革命精神。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深化改革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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