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博物馆的贝叶经专库里，巴桑罗布捧出一个桦木囊匣，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又一层或棉或丝、用藏药浸泡过、有防虫效果的包经布。最后，他翻开桦木护经板，露出纹路清晰的浅褐色贝叶，充满奥义的经文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贝叶经，是纸张发明以前，古印度僧人为了弘扬佛法而书写在一种棕榈叶上的经文。佛教典籍浩如烟海，而梵文贝叶经被认为是最接近释迦牟尼原始教义的“佛教元典”，其文物和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启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西藏梵文贝叶经普查工作，加强贝叶经的保护与研究。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变幻的影响，在贝叶经的诞生地印度和尼泊尔已经很难找到这种珍贵的经书，但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仍有近6万叶贝叶经存世。

　　民众对经书有很强的保护意识

　　巴桑罗布是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专家。他向人们展示的是一部《婆罗门行续》。经文墨色浓郁，贝叶中央有方形插图，大约5厘米见方的画幅里绘着体态生动的佛像，色彩饱满艳丽、笔触细若蚊足，精美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更让人惊叹的是，据考证，这部贝叶经成书于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了。

　　“西藏的贝叶经保存得特别好。这里自然条件好，比较干燥，笃信佛教的民众对经书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传统的包经布加护经板的保护方法也非常有效。”巴桑罗布说，据统计，西藏自治区目前有近6万叶、近12万面、1000多函（种）的贝叶经存世，主要成书于公元8世纪至14世纪之间，大部分为梵文写本，也有少量藏文贝叶经，散布于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等多家保管单位。

　　此外，在过去6年的普查工作中，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些贝叶经式的纸质经书，以及梵、藏对照的纸质辞书，证明早在13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梵藏译经活动就已经非常发达。

　　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专家次旺俊美告诉记者，经过整理编目，由7名专家组成的课题组把这些贝叶经分为22大类，涉及佛教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这里基本涵盖了藏族传统的"文化十明"，甚至还包括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吠陀》。”次旺俊美说。

　　历经六年行程17000多公里寻访贝叶经

　　“西藏梵文贝叶经的普查、编目工作启动于2006年，我们本来以为两三年就能搞完了，没想到足足做了六年。”次旺俊美说。

　　为加强贝叶经保护工作，西藏自治区7地（市）均成立了相关办公室。在各地初步摸查的基础上，次旺俊美带领的课题组专家还广泛参阅了藏文、汉文、英文有关资料，梳理历史上梵藏译经活动开展的地点、主要译师活动的范围，行程17000多公里寻访贝叶经。

　　“我们对全区41个县的65个部门和寺庙、3个遗址、5家收藏经书和文物的重点户和个别僧舍进行了登门复查验收。基本上资料显示可能有贝叶经的地方，我们都去转了一遍。”次旺俊美说。“找到一些流传在传说里的经书，真让人兴奋。”次旺俊美说，“比如传说在第28代吐蕃赞普（王）时期，曾有一部《宝箧经》从天而降，落在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里。我们真的找到了贝叶经的《宝箧经》，而且找到了几个不同的版本！”

　　在充分肯定传统保管方式行之有效的基础上，课题组还与文物专家商讨，改善、加强了贝叶经的保护措施。

　　“有些包经布、护经板因为年代久远已经破损了，我们制作了统一规格的包经布、护经板、木制囊匣和函头标识。”次旺俊美介绍，“像博物馆这种比较集中的收藏部门，改造了专门的库房，对零星保存的部门配备专用保险柜。”

　　为了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体现贝叶经的文献价值，课题组还在普查过程中对贝叶经进行了就地彩色影印，并在影印件的基础上新编了目录，编撰成共有61册的《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和共4册的《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

　　国内梵文人才面临断档困境

　　贝叶经作为一种穿越了千年时空的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佛学、藏学、佛教历史、佛教绘画、古印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有着巨大的价值，因此广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梵文是一种基本没有人使用的语言，不好学，学了也不好就业，所以国内的梵文人才面临着断档的困境。”次旺俊美说，目前课题组7名成员中，有三人有过专门学习梵文的背景，但即便是在编目这项基础性工作中，也是边工作、边学习，“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2010年9月，西藏自治区教育部门启动了相关人才培养计划，委托北京大学培养专门的梵文人才，给西藏贝叶经的研究带来了新希望。

　　与海外学术界开展的贝叶经研究相比，中国的研究工作相对滞后。次旺俊美说，保存完好的西藏梵文贝叶经是我们最大的资源优势，目前，已完成的编目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学术优势，还需要有更多的专门人才和更好的研究平台。

（责编：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