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达赖集团媒体报道，9月10日十四世达赖在拉托维亚会见部分议员时表示，“拉托维亚曾遭受过苏联和德国的统治压迫，应继续帮助和支持西藏等至今仍遭受压迫的民族”。达赖公然把中国比作原苏联和纳粹德国，把中国西藏比作有待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国家，不仅是对历史的蓄意歪曲，也再一次表明其顽固的分裂主义政治立场。

　　自达赖宣布“退休”以来，不断有一些人声称达赖“结束了达赖喇嘛制度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从政治回归宗教”，从此“不存在任何恢复政教合一的愿望”，因此中国政府不应当再反对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同时应当使西藏在宗教领域对达赖开放。那么，达赖的政治立场因为其“退休”而改变了吗？宗教上的达赖和政治上的达赖可以分开对待吗？

　　本来，宗教与政治分属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领域。在我们国家，宗教只要是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就可以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政府也不去干涉其团体内部事务。但是，由于旧西藏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的传统，达赖一切世俗权利的取得与行使都与其宗教地位密不可分，而这一严重背离历史潮流的传统在达赖集团那里迄今被完整保留，半个多世纪来，宗教始终被用来充当动员、组织、实施分裂主义政治活动的工具，也始终是骗取国际同情的资本。

　　2011年，达赖高调宣布“退出”政治，但是达赖集团“修改”后的“宪法”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全方位强化了达赖的政治权力，规定达赖对“保护和发展西藏人民的福祉、道德品行和宗教文化，解决‘西藏问题’，负有指导、教诲、鞭策的责任”；可以“自行或根据请求，在西藏民族、社会和政教等方面的重大事务上对议会和噶厦进行指导”；“代表流亡机构和西藏人民同国际要人进行会谈，解决‘西藏问题’，继续任命驻外办事处代表和特使。”这个集团举凡政治决策、行政运作、国际活动、重要人事任命，仍然牢牢把握在达赖手中。

　　实际上，两年多来达赖在国际上频繁窜访，宗教活动没见几场，讲的都是“西藏独立有它的根据和道理”，攻击“中国侵略并高压统治西藏”，“中国的强硬政策遭遇彻底失败”，诬称在中国钓鱼岛问题上“大陆实施反日的极端教育”，挑唆印度“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带散布各种古怪的谣言，几无一日停歇。今年8月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此翁更覥然自我赋予解决“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缓冲区的地位问题”的使命，宣称只有撤除中国在西藏的驻军，使西藏获得“真正自治”，该地区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