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十四世达赖在接受《印度人报》采访时又对自己的转世大放厥词，说什么“若中方想对达赖喇嘛轮回转世负责，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先接受宗教，尤其是佛教，并接受轮回转世的理论。”

　　众所周知，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采取的一种制度，最初于13世纪由噶玛噶举派黑帽系首创，16世纪中叶为后期兴起的格鲁派采用，17世纪中叶以后就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主要传承方式。以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为标志，活佛转世制度在清朝中叶趋于完备，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制度。

　　按照达赖喇嘛的说法，若要管理活佛转世，中央政府必须信仰佛教。然而，在雍和宫大殿前院的“御碑亭”内石碑上的碑文全用历史事实驳斥了达赖的胡言。该碑文名曰《喇嘛说》，是乾隆皇帝撰写的，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雕刻于碑的四面。在碑文中，乾隆皇帝明确地表明了清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态度。

　　明末清初，欲问鼎中原的满清王朝，采取了联合蒙古诸部的政策。自元朝以来，蒙古诸部多放弃原来的萨满教而转信藏传佛教，面对此种情况，满清统治者采取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乾隆在《喇嘛说》里写道：“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然而，据此认为清王朝便是笃信藏传佛教则是错的。

　　从《喇嘛说》一文中可以看出，与元朝不同，清王朝清醒地认识到了过于推崇藏传佛教的不良后果：“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薰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可见，清朝统治者不仅不信仰藏传佛教，甚至已清醒认识到加强宗教管理的必要性。

　　事实上，除在藏传佛教中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之外，清王朝还对伊斯兰教、道教、汉传佛教进行了有效地管理。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曾讲到，“清朝满族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是因为满族统治者很懂中国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尤其在清朝前期，能够区别对待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不要求各民族与它保持一致。它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满族统治者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干扰人家的宗教信仰，不侮辱人家的宗教信仰。尤其尊重伊斯兰教，康熙、雍正年间，北京回、汉之间发生矛盾，康熙、雍正下令尊重伊斯兰教，穆斯林后来把康熙圣谕刊刻在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石碑上。”

　　《起居注册》记载，雍正皇帝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专，其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实缺一不可。”研究清代的宗教政策，可以发现，清王朝是作为一个各种宗教的管理者而存在的。有清一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甚至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形成，西方的一些宗教信仰也随之传来。作为一个没有因为单纯的宗教原因爆发战争的国度，中国历史上多种宗教的共存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