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宽广的舞台上,在数十位舞蹈演员的簇拥下,身穿华美的嘉绒藏族服装,阿斯根纵情歌唱。这是建党90周年晚会《我们的旗帜》的现场,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吐露了这位80后共产党员的心声。

  “感谢这个时代。”这是阿斯根接受采访时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从2000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到2004年被特招进入空政文工团,到如今能够登上国内外大小舞台,纵情展现藏族文化……一路走来,对阿斯根而言,的确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阿斯根舞台照


阿斯根舞台照

  记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建党90周年晚会《我们的旗帜》上,您与才旦卓玛老师、巴桑老师合唱了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作为一名80后党员,您有什么话要说?

  阿斯根: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联合举办的庆祝建党90周年晚会《我们的旗帜》,这是老中青三代藏族歌唱演员首次共同演绎这首《唱支山歌给党》。这首才旦卓玛老师演唱了几十年的经典老歌,在人民大会堂再次唱响,我觉得深受鼓舞,非常感动。

  作为一名80后党员,我很自豪,同时也感到一份使命和责任。我是1998年6月初在四川阿坝民族师范学校入党的。当时我是学校的入党积极分子之一,思想、政治、学习都属于比较优秀。入党当天,特别激动,宣誓完,在回宿舍的路上就给爸爸打电话说我入党了,他很高兴,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说:“女儿,你真正成了党的人了。”他说:“女儿啊,你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取得更大的进步。”

  记者:您有“小才旦卓玛”之称,能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呼吗?

  阿斯根:谢谢!真的感谢所有媒体朋友、身边的老师和朋友的关心鼓励。一方面,我从小就听老前辈才旦老师的歌长大,我也演唱过很多她的经典老歌,可能声线和音色跟她比较相似。另一方面,是大家希望我能够像才旦老师那样严谨、努力,能够像才旦老师那样成为一个德艺双磬的人民艺术家。

  才旦老师一直跟我说:“你们这一代很幸福,一定要珍惜机会,把歌唱好。”她也很照顾我,就在这一次庆祝建党90周年的晚会上,才旦老师好几次为我拿话筒,亲自为我整理腰带、整理衣服,点点滴滴,都记在我的心底。

  记者:请介绍您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的?

  阿斯根:我出生在一个山清水秀、草原辽阔、雪山耸立的歌舞之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说起来,我走上音乐之路有偶然也有必然。我生长在歌舞之乡,藏族有句话说“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是我的家乡培育了我。而且,我奶奶的嗓音条件特别好,是个民间歌手,我很庆幸遗传了奶奶的好嗓子。

  从小我就爱唱爱跳,是个典型的“人来疯”。记得有一次,我当时三四岁,在我们村里类似大礼堂的场地演出,演到晚上10点多,小孩特别犯困的时候,唱着唱着,我快睡着了,下面的观众看乐了,使劲鼓掌,后来终于唱完了,我也差不多睡着了。于是,观众就把我抱起来,然后传到台下,一个接一个地传,把我传到我爸妈那里。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初中毕业那年,正好我们阿坝州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开设了一个音乐专业,在我们阿坝州是首届,我报了名,后来专业成绩第一名,考上了。

  2000年,我以原生态唱法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当时我的声乐老师是糜若如老师,他是一位老西藏了,对藏族歌曲演唱技巧很有研究。是他教会了我原生态以外的科学的发声方法。还有肖玫老师、马秋华老师,都在我的音乐道路上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2004年7月,通过两个多月的三次考试,我被特招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考试的时候,我唱了藏族传统歌曲,藏族原生态音乐“囊玛”也唱了。能够进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我非常兴奋!

  记者:请介绍您怎么传承藏族原生态音乐瑰宝“囊玛”?

  阿斯根:“囊玛”是中国藏族经典的传统歌舞音乐,历史悠久,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囊玛”由引子、歌曲、舞曲组成。演唱的时候声线要自然流畅,用丹田的气息控制声音抖动,右脚自然踏步,然后右手自然甩腕。“囊玛”的伴奏要求也很严格。书上记载,以前是要求七种乐器伴奏的。比较经典的“囊玛”有才旦老师曾经唱过的《阿玛来洪》等等。

  我一直对这种古典宫廷歌舞很感兴趣。一开始是通过才旦卓玛老师的音响资料来学习的。我在四川音乐学院学声乐的时候,也打下一些基础。后来去西藏采风,我也请教了很多民间艺人,用心去学了唱法、演绎的技巧。作为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理事,我有责任把优秀的藏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下去。

阿斯根


阿斯根

  记者:今年年初,您随文化部、中国侨联“五洲同春”艺术团赴美国旧金山、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等七个城市进行为期二十二天的访问演出。观众有什么反映?向海外传播优秀藏族文化方面,您有什么个人体会?

  阿斯根:在加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短短几年间,我已经随各种艺术团去过二十多个国家演出。这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每次出去访问,要展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藏族文化是必须有的。这一次去美国演出,非常成功,场场爆满。

  作为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协会的理事,我肩上的压力和责任是很大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继承优秀的传统藏族文化,然后代代相传。我下部队表演也唱传统的藏族民歌,告诉观众这是哪个地区的藏歌。每次唱了两首,大家都听不够,在台下大喊“再来一个!”,我把话筒对着观众问“你们喜欢吗?”,观众喊“喜欢!”。我说你们还想听吗?观众又说“想听!”我就让他们点歌,特别耳熟能详的我唱,特别地道的藏族歌,包括酒歌、山歌、牧歌、劳动歌,我也唱。

  在美国大剧院,我就一连唱了五首歌。大家对优秀的藏族文化是非常欣赏和喜爱的。有些观众常年生活在海外,他们到后台来,我们跟他们聊天,他们还会问:你们现在吃饭还是吃青稞吗?我就回答说:我们现在生活特别美好,幸福指数特别高,铁路修通了,家家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放牧的孩子也能走进学校,走进知识殿堂。跟过去真的不一样,现在我们藏族人民生活很幸福,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如果不是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也走不出大山,也到不了海外,也不会见到你们了。

  有一次在海外演出,一家老小到后台来找我签名留影,我正好拿了自己的专辑送给他们,我跟他们说:有机会去西藏看看,那里天很蓝,人民生活得很好,你们有机会来看看,我们到时候还会唱更好的歌给你听。有一位先生还非得要把手上的表送给我,他见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我说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来演出,是想把祖国的温暖送给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责编:于超)

绝症压不垮京萨


绝症压不垮京萨 毛会彬摄

  京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医生。2009年初,在一次检查中,京萨被确诊为肝癌,而且是晚期。她是该院历史上第四个不幸罹患肝癌的医生,而之前的那3个人从发现到去世都没有超过半年。

  京萨所在单位在北京航天桥西侧200米处,紧挨着马路,每天来这里求医的人络绎不绝。2008年隆冬,烧伤整形科又迎来了繁忙期,很多人也都想赶在节前做完手术,好利用春节长假在家休养,恢复体力。每每这时,也是京萨最忙的时候,有时一天要做好几台手术,一站就是大半天。过去一整天手术下来,她也不觉得有多累,可最近京萨却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经常累得瘫在椅子上不想动,而且胃疼得寝食难安。看着日渐消瘦的京萨,领导和同事劝她检查身体或休假调养,她这才想起来自己已有两年没做全面体检了。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病人从外地陆续赶过来。京萨在一个星期之内又收治了9个病人,她强撑着身体不适认真地做好每一台手术。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今天下手术后去抽个血,明天抽空去化个验。“常规的检查没发现问题,而自己的身体明明在每况愈下,我是要生一场大病了吗?”京萨沉吟道。尽管她不愿意往坏处去想,但她还是决定作一次肿瘤方面的检查。

  那天天空并不晴朗,牛毛般的细雨密密麻麻地下个不停,是入春来的第一场雨。京萨和往常一样交班、查房。她回到办公室正查看当天手术安排,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整个病区的宁静。

  “京主任,您的病理报告出来了,请过来一趟”。这时的她才恍然大悟,想起两天前的检查该有结果了。

  “我现正准备上手术,明天过去拿报告吧”。京萨说。

  “不行,你必须马上过来,手术留给其他人做。你真是不要命了!”电话那头传来十分严肃的声音。放下电话,京萨显得有些迟钝,莫非体检真出了什么问题?

  京萨接过报告,一串可怕的书写文字映入她的眼帘:“肝部长出12×16cm肿瘤”。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京萨一下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是看错了?慌乱片刻之后,她恢复了镇定。在一边的病理科专家面对着京萨,沉默无语。

  “是不是弄错了,还是诊断有误?”京萨目视着眼前这位专家。

  “从做B超的X光片来看,我们的确发现你的肝上长了一个肿瘤,而且比较大”。专家说。

  顿时,京萨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她揣着病历诊断书,没有告诉家人,默默地向自己的病区走去,她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仿佛整个人掉进了万丈深渊。

  为了进一步论证病情的真实性,京萨决定再做一次全面复查。

  当天下午,京萨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向在医院门口等候她的丈夫走去。为不引起丈夫的怀疑和看出破绽,京萨在大门口拐弯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迎上来的丈夫打开车门,京萨强装出一丝笑容。坐在车上,京萨怎么也不敢多看丈夫一眼,目光始终凝固在远处。她摇下玻璃,任凭带着凉气的风吹乱她的头发。她想起春天会使万物充满生机,绿色象征着生命,而自己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时节,怎么就很快要和这个她无比热爱的世界告别了呢?她多希望上午得知的一切是“假的”或是“不准确”。丈夫似乎看出了她的心事,于是便问:“亲爱的,今天结果出来,怎么样?”

  “死不了,放心吧,上帝不会让我这么早就去上天堂,还有那么多患者需要我手术呢。”京萨说完扭过身子朝丈夫一笑。

  丈夫感觉妻子说话有些异常,怀疑是不是真出“大事”了,他将车靠在路边停了下来,认真地对着京萨说:“快告诉我检查结果!”

  京萨知道丈夫是个认真的人,尤其在这个事情上再隐瞒下去只能给他带来焦躁和不安。于是说,明天我再去301医院作个检查,最后才能确定。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京萨早早起了床,她没让丈夫送,一个人悄悄搭上公共汽车到了301医院。医生带她到体检室抽完血、作完B超等各项检查后,京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希望今天的检查结果能推翻昨天的检查结果。人闲着心里更着急,京萨一如既往地在手术室忙碌着。不知是几个小时还是十几个小时后,京萨做完最后一例手术,一位肝病专家将她叫到了办公室,赫然在目的检查结果表明,她是“肝癌晚期”。

  担心还是变成了现实。那一刻,京萨一阵眩晕,一下瘫坐在凳子上。十几分钟后,她揣着病历往外走。一步三思,她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她想了很多很多,最终也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得了这么个病。还有患者等着她手术,她对自己说,我不能就这样倒下……

  那天,做完手术,开好医嘱,给助手交代好术后护理事项,京萨跟往日一样又有条不紊地处理了几件工作上的事。当办公室只剩下她一人的时候,她关上门。需要帮助的患者可能帮不上了,亲密无间的同事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自己的生命可能就要画上一个休止符号了,悲痛伤感之情油然而生,生性刚强、很少掉眼泪的她此时再没能控制住自己,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她没有去参加每天的交接班,而是直接去了病房住院。“想着我要是坐在办公室等着大家交接,我肯定会哭。”

  全面检查后,京萨问医生:“‘五一’节我还能跟你们一起过吗?”

  “没问题。”

  “那‘十一’呢?”

  ……

  在场的医生一片沉默。

手术中的京萨总是那么自信和专注


手术中的京萨总是那么自信和专注 毛会彬摄

  经过详细的检查,京萨的肿瘤已经占肝脏的60%以上,已不具备切除的条件。经过301医院的专家会诊,决定先采取介入治疗,以期阻断肿瘤继续恶化的趋势,再择机实施肝脏移植手术。

  此后半年,京萨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京萨对前来探望她的人说:“谁也不许在我面前哭,哭也没用。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好心情,也让我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京萨连续做了4次介入治疗。每次化疗后,肠痉挛、胃痉挛如恶魔一般蹂躏着她,只能缓解40分钟的止疼药根本不管用;她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吃什么吐什么,几个月下来体重骤降了几十斤。这些她全都没有跟大家说过,每次在病房里看见的都是她的笑脸和从容,她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也告诉别人:“只要能活一天我就要快快乐乐的,而且要把快乐传递给我面前的所有人。”

  和京萨同时入住病房的是位患糖尿病多年,已80岁的梁淑芳老人。她说:“京萨哪像个病人,每天在病房有说有笑,经常还帮科室医生干这干那,还给我们讲保健知识和有趣的故事,真是个好娃!”一次,一位实习护士给老人输液,老人很瘦弱,手臂的血管很难找准,急得汗珠都出来了。京萨见状,翻身下床对护士说,小妹妹,我来帮你。拍打手臂、挤压、扎针、给液,实习护士很快为老人输上了液,老人没有一点疼痛感。后来,小护士才得知她是本院大名鼎鼎的京萨医生。此后,小护士一有空就来和她拉家常并学习扎针技术和医疗知识,京萨总是毫不保留地给予传帮带。

  出院后的京萨对院领导和科主任说:“你们就让我回来参加工作吧,我身体已经很好了,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人。只要我还能做手术,只要你们还信任我,我就是个对患者、对社会有用的人!”是啊,想到生病期间,全院上下那么多领导和同事都为自己东奔西跑,出谋划策,一向与人为善的京萨怎么能坦然受之?现在,她重新站起来了,唯一能回报大家的就是自己这双拿了20多年手术刀的手。

  2009年底,又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京萨从301医院复查回来,见到一位多年前曾在一起进修过的医生。得知对方也得了肝癌,问起症状她觉得不对,当即带着他又去301医院复查。结果证实了京萨的判断,对方根本不是肝癌。这消息令那位医生又惊又喜,拉着京萨的手千恩万谢。

  从301医院出来已是暮色沉沉,京萨站在雪花飘飞的雪地里,一个小时也没打到车,直到丈夫开车过来接她。丈夫心疼地责怪道:“你怎么什么都管啊!你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吗?”京萨却笑道:“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不管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再说能有这么好的结果,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多好啊!”

  2010年5月,京萨的肿瘤已缩小到理想的程度。301医院多位专家一起上阵,成功地为京萨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之后的复查一切正常。

  京萨出生于北京,成长在拉萨。她说,她刚出生时,母亲没有乳汁,她靠吃同病房产妇阿姨的奶度过了生存危机,医院的一些解放军叔叔和好心人得知后,也纷纷为她送去营养品。为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解放军和首都北京,母亲为她起了这个名字——京萨。

  拉萨是京萨的家乡,而问起其所属民族,她笑称是“团结族”,因为她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具有汉藏血统的她,既有汉族姑娘的婉约细腻,又有藏家女儿的热情直爽。

  在母亲的善行熏陶下,京萨从小就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在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京萨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呢子短大衣、红色小靴子,她可以穿得像小公主一样。然而,母亲却不让京萨有任何的优越感。那一年,母亲买了劳动布给京萨做了一身新衣服,对她说:“我给你的衣服上打上补丁,你能不能穿到学校去?”京萨 瞪大清澈的眼睛坚定地说:“能!”于是,母亲就在那身新衣服的膝盖和屁股处分别打了一个补丁。第二天,懂事的小京萨高高兴兴地穿上这身衣服上学去了。

  孩提时代京萨有个梦想,就是当一名解放军。那年,16岁的京萨即将高中毕业。一天晚上,父亲将京萨叫到房间问:“女儿,你要报考什么学校?”京萨眨眨眼睛说:“报考军校,当名军医,为西藏边远地区穷苦人民治病。”父亲很认真地说:“考学是人生大事,你可得想好哦!一步走错,步步皆错,要不你就报考西藏地区的院校吧!离家近,还能照顾家人。”京萨默不作声,母亲看出了京萨的心事:“要考军校,也不拦你,自己的路自己去走吧!”就这样,京萨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终生不悔的路——做一名军医。

  离开家乡到重庆上大学没多久,言传身教的母亲又给京萨上了人生一课。一次,母亲来学校,京萨特意带母亲去市场买菜,想给母亲露一手,以示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好让母亲彻底放心。买菜的时候,京萨学着别人的样子,在称重之前先甩了甩菜上的水,又择了择不新鲜的菜叶。当京萨正得意地想和母亲炫耀自己的做法时,突然发现母亲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凝重,莫名之际,母亲严厉而生气地开口说:“你能来大学深造为的是什么?学知识又为了什么?这些你想过吗?!今天你能抠这几分钱并不代表你懂得节约了或者长大了,我觉得你读大学该读懂生活的真正含义!今天你抠了这几分钱,意味着农民的汗水付出却不能很好回报,孩子,你是大学生,正是学习的最好时候,什么年龄要做什么年龄相应的事情,这不是你该去做的事啊!”

  母亲的语气虽说严肃却又饱含期望。京萨马上读懂了母亲的心。从此,课桌旁、图书馆、实验室、各种研讨会现场,随时可见京萨青春昂扬、神情专注的面孔,商场、市场,学生喜欢放松的各种娱乐场所,再难觅见京萨的身影。心无旁骛,成就学业,成就天使之梦,成了京萨生活的目标和追求。

  1983年,京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304医院(现在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真正走上手术台,拿起手术刀那一刻,她才深切感悟到这身白大褂所意味的责任、重托,她暗暗鼓励自己,当医生就要当一名好医生。

  刚来医院,年轻的京萨在普通外科轮转,在一个常规手术中,她给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主任当助手。早晨8点半开始,京萨跟着主刀大夫走进了手术室。岂料,手术刚开始就出现了意外,病人出血不止。只见老主任熟练地处理着紧急情况,眼神里没有丝毫惊慌。由于患者出血严重,直到晚上10点手术才做完。年届花甲的老主任走出手术室,详细交代完术后护理事项,便精疲力竭地瘫坐在椅子上。京萨的任务此时还没有完成,因术后病人病情仍然不稳定,她必须在病房看护,以防不测。这一守就是一个通宵。前后32小时,京萨没有合过眼,奇怪的是她并无倦意。因为这32小时给了京萨一次心灵的洗礼,使她真正明白了做一名合格的医生是多么不容易。

  京萨所在的烧伤整形科是我国组建最早的现代烧伤学科之一,是全军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烧伤救治成功率居国际领先水平。这里人才济济,其中有烧伤领域开拓者之一的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盛志勇,有全军重点基础实验室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付小兵,有获得“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称号的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柴家科。京萨在这群医学大家面前,不仅学到了技术,而且理解了“大医精诚、医乃仁术”的道理。

  初到这个科时,这个模样清秀、朴实大方的藏族女孩,话不多,却勤奋聪明、干练细心,很快就得到了老专家、主任们的喜爱,每逢疑难伤病和大手术都让她参与,纷纷给她传经验、教技术。

  京萨的基本功扎实,尽管在实习期,竟主刀做了好几例手术。这段经历让京萨对同行充满了感激。“人家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绝招都要留一手,而我们烧伤整形科那些老专家们,不仅一门心思要把自己的一切教给你,还生怕你不好好学,生怕你学不会。”所以,京萨常说:“是医院的专家教授把我带大的。”专家教授不仅教京萨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人,更让她明白一名军医所肩负的重于泰山的使命。

  在病房里,京萨亲眼目睹了曾作为副院长的盛志勇院士查房时,拿着护士记的体温表与医生写的病历仔细比对,然后又亲自去询问病人测的体温是多少,一个数字错误他都能很快找出来,工作态度之严谨令人感动。从那时候开始,京萨对病人和手术一点都不敢马虎。接诊时,她会认真分析病人的病情,然后耐心地为病人讲解她的治疗思路,以及达到的效果;手术前,她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本来到病人的床前,详细地把手术方案、可能的风险一一告诉病人;进了手术室,她会专心致志,眼里心里只有手术台上的病人。

  2006年5月28日,京萨所在烧伤科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抢救在扑救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3场特大森林火灾中受伤较重的34名武警官兵。

  救治批量伤员是对医生的最大考验,烧伤救治的“黄金时期”在6小时之内,但伤员运抵时已是第三天,而且伤情在不断地加重。时间就是生命。伤病员到达的第一时间,京萨在科主任柴家科的带领下,和专家、教授们与死神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在10多天的时间里,京萨一连参与了21台手术,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个又一个生命。

  这期间,京萨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有一位危重伤员,几次出现心衰、呼吸困难、神志不清症状,血色素、血氧饱和度持续降低,且伴有大量浆液从气管插管处涌出,每次参与抢救都在三四个小时以上。有一次,抢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伤员才转危为安。

  那时,正准备中考的儿子突发高烧。接到儿子有气无力的电话,身为母亲的她心疼不已,柔肠百结。然而,当她回头看到病情不稳定、随时都要抢救的伤员,京萨毅然给在外地出差的丈夫打电话,让他赶快飞回来照顾生病的儿子。丈夫平生第一次冲着电话生气地说:“你眼里除了病人,还有这个家吗?”两人在电话中沉默了好一阵子,京萨深感内疚,在向丈夫说明原因后,擦掉眼泪,又回到了伤员的身边。科室领导得知她家里的情况,劝京萨休息几天,照顾一下孩子,她说:“这些伤员都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受的伤,比起他们我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呢?”

  一个脸部重度烧伤的小伙子在京萨的手术中被救活了,并在她细心的照料下康复出院。几个月后,小伙子回来复查时,京萨看见了一张满脸疤痕、五官扭曲的脸。小伙子黯然地掏出一张照片说:“京大夫,您看,这是我原来的样子。”照片上呈现出的是一个帅气而精神的年轻人,与眼前的伤者判若两人。这位小伙子神情沮丧地向京萨讲述着毁容以后遭遇的种种不幸和承受的巨大心理创伤。听着听着,京萨的心也随之揪成一团。京萨知道,病人承受的不光是生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痛苦更加漫长和无助。

  从此,京萨的治疗不光考虑如何解决病人身体上的伤口,更注重如何解决他们心灵上的痛苦。面对许多因容貌尽毁而伤心失望、甚至悲观厌世的目光,她循循善诱、耐心开解,用鼓励的眼神传递温暖,用有力的双手搀扶着患者越过心灵的沼泽地。

  有一名叫敖忡的战士,在一次扑救森林火灾中,面部烧伤达75%,他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京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每次给他整形时,都给他讲一些她治愈的伤者如何重新扬起生活风帆的故事,鼓励他战胜心中的伤痛,做一个生活的强者。渐渐地,敖忡有了笑声,联欢会上还和医护人员一同表演了节目。出院的那天,他幽默地说:“是京医生高超的医术和心理疗法,还了我‘本来面目’,真正拯救了我,否则今天大家也不会见到我了。”

  京萨时常琢磨:“如果自己能在整形上更进一步,让每位患者尽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长相,就会让患者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减少患者日后身心的双重痛苦。”于是,她又不断总结自己的手术方式,不断向别人取经学习,研发新的治疗方案。

  事实上,京萨在美容技术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初,由于科室设备缺乏、技术薄弱、整形美容的人往往都选择大医院或专科医院。京萨与同事共商,一定要大胆求新、勇于尝试,才能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才能吸引更多患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文眉盛行,但是科里没有这部分预算,要掌握文眉技术必须自己另辟蹊径。周末的一天,京萨走进一家美容院,声称想文眉,她对店员说:“你们是怎么文眉的?你先详细跟我说说。”热情的店员详细地跟京萨讲起了文眉的工具和步骤。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多美容技术京萨都是这样“偷”来的。

  烧伤病人的伤口会不停地化脓、渗血,需要每天泡澡清洗。泡澡间里的池子是共用的,用之前要清洗消毒,以防交叉感染。这活儿本应该是卫生员干的,但有时候卫生员太忙,就顾不过来。每当这时候,京萨就成了临时卫生员,俯下身子,仔细地刷干净池子,放上水,然后小心地把病人放到池子里,脓血顿时把水染脏了。隔离手套很短,手伸进池子后血水、脓水汩汩地灌进手套里,但是京萨跟没看见一样,仔仔细细地把病人的伤口洗干净后,汗珠已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作为母亲,京萨对烧伤的小病人更是柔肠百转,尽心呵护。小病人们也常常十分依赖京萨。

  六岁的小勇是个不幸的孩子,遗传了先天性血友病,又不幸被开水烫伤了整个后背。血友病患者不能做手术,因为一点小创口就会出血不止,只能采用药物治疗。然而,换药就成了棘手活。每天,京萨在换药之前都先用盐水把伤口敷一下,这样揭纱布的时候不容易出血。本来血液病人出血时输凝血因子即可,但京萨知道,昂贵的凝血因子对生活在农村的小勇父母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她宁可一点一点地换,一个小时的药往往要花两个小时。按常规,小勇的情况可以隔天换一次药,但为了让孩子好得快一些,京萨坚持天天亲自换药,因为她坚信,大夫花心血多,伤口就好得快,何况她从心里疼着这些可怜的孩子。

  终于,孩子好了。出院那天,小勇的父母从老家拿了六只鸡,塞在旅行袋里坐长途汽车送到烧伤科,没找到京萨,他们交给了其他医生。淳朴的他们没有华丽的辞藻,只说:“我是小勇的家长,我感谢京大夫。我们没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做完手术回到办公室的京萨,看到这份朴实的“礼物”百感交集,她千方百计找到这对农村夫妇表达谢意。

  爱人曾戏说:“你一点都不爱这个家,你就只爱你们的医院,那才是你的家。”

  京萨愧疚地说:“我要不是军医,天天为你们当‘保姆’,侍候你俩到老。”丈夫和儿子都笑了。

  以心换心,京萨得到了无数患者的爱戴。

  从医28年,4000余人次诊治量,8000余台手术,多个科技和医疗成果奖,使京萨的业绩和医术卓尔不群。她在处理烧伤后畸形及先天畸形、器官缺损、体表肿瘤等高难度病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各种皮瓣、面部轮廓、面部器官的整形美容和面部年轻化手术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优势,成为整形美容方面的“一把刀”。

  “欲济世而习医则是,欲谋利而习医则非。”京萨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坚守着自己心灵深处的精神家园。在藏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不管是谁,只要找到了八瓣格桑花,就找到了幸福。走进高原,才发现格桑花好像全是八瓣的,原来幸福是很容易找到。从小看惯格桑花的京萨也早就找到了她的幸福与吉祥……

  如今,京萨又站在了手术台上,又拿起了她心爱的手术刀,一如往昔,为一个又一个受伤的身体抚平伤痕,为一双又一双充满祈望的眼睛带来希望。

(责编:于超)

  如果用一个词,或一个标签来定义东日·珠穆吉的话,可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歌手、餐厅服务员、化妆品推销员、项目参与人、藏语老师、公益爱心人士等等,已经不足以来描述这些年她在北京的奋斗历程。

  2002年大学毕业,珠穆吉只想来北京闯一闯。这个在她看来是“大城市,又是文化中心”的地方,能不能容纳她,一切都是未知。

  十年后,2012年年底,那个曾经懵懂的姑娘,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北京珠穆藏语工作室。

在珠穆吉的身上,展示着一位藏族女子的坚韧与达观。


在珠穆吉的身上,展示着一位藏族女子的坚韧与达观。

  遭遇困难 曾想放弃

  十年里,珠穆吉经历了太多,即便是现在工作室已经成立,逐年攀升的教学场地费用,仍让她压力很大。

  “教学收入几乎付不起房租”,面对入不敷出的经济情况,珠穆吉坦言,有过放弃的念头。

  当年只身来到北京,珠穆吉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不要露宿街头,不要睡在大街上”。她没想过成立藏语工作室,即使第一份工作是餐厅服务员,她也很满足,“达到了自己定下的目标。”

  就是在做餐厅服务员的时候,有着扎实汉藏双语功底的珠穆吉成为朋友的藏语老师。就这样,她慢慢开始教授更多的人学习藏语。成立藏语工作室也成为她的一个梦想。

  珠穆吉教过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她的家和从朋友那借来的一间办公室都成了她最初的教学之地。正是由于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珠穆吉没有放弃藏语教学这条路。“我不愿意对热心人造成失望或留下说话不算数的印象。在藏族文化中,人们非常忌讳口是心非,很可能我继承了这种传统吧。”

  珠穆吉的家乡在四川省阿坝州,那里是藏族文化灵魂人物格萨尔王的故乡。自幼耳濡目染的文化氛围对珠穆吉的影响很深,除了教会她接人待物、风土人情、道德规范等,还让她骨子里存有一种诚信与坚韧。

  2012年收获一个词儿

  谈到2012年筹备工作室的过程,珠穆吉说,她深深体会出了“互动”这个词语的内在含义。

  珠穆吉跟她的学生们在一起时,“不仅是真正的朋友,更是知己”。

  藏语学习是从易入难,很多学生一开始学习劲头很高。可随着课程内容的加深,有一部分人顶不住就不再坚持学了。“能跟我走到今天的学员,都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们很珍惜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正因为时日的延伸,师生关系的融洽,加上珠穆吉对于架起汉藏文化桥梁的努力,在2012年筹备工作室时,很多朋友都伸出了友爱之手,为工作室的筹备“添砖加瓦”。

  当谈到学习上的“互动”时,她又说:“真正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大门,就是从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开始。所以,我作为字母老师,想惠及有所求的学生,让他们达成所愿。”

  “我跟学生和朋友之间,就是语言文化互赢互惠的关系。”

  珠穆吉怕自己语言没有表达清楚,又继续解释道:“汉藏双语沟通,既有助于个人对自身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运用,还能更深层次地体会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她不由地赞叹这种交流为“加深汉藏文化互动的示范。”

  用一句话来概括2012年珠穆吉的“互动”体会,就是“一名藏语字母教师和一群汉族同学合力造就了珠穆藏语工作室”。

  向着2013,出发

  对于今后的工作打算,珠穆吉希望在工作室原有基础上,扩大生源,为更多人士提供便捷、实惠的学习平台。

  她还给自己这一目标制定了两条路线,即“网络教学和在京招生”并举。

  “我始终坚信,珠穆藏语工作室是民族团结和欣欣向荣的一个窗口。”

(责编:于超)

新中国第一代藏族舞蹈教育家
新中国第一代藏族舞蹈教育家

  1943年出生于西藏拉萨的慈仁桑姆,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二级教授,新中国第一代藏族舞蹈教育家,也是民族舞蹈艺术学科的奠基人和学科带头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需要一批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培训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1957年,慈仁桑姆随西藏歌舞团到北京演出。演出结束后,慈仁桑姆和另外29名来自西藏的小演员就没有回西藏,他们被送到中央民大舞蹈训练班学习,成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舞蹈专业的藏族学生。慈仁桑姆那时只有12岁。

  慈仁桑姆还记得,舞蹈训练班的教室就在古朴而典雅的18号楼。慈仁桑姆说,18号楼就是自己在北京的家。她从12岁开始在18号楼里学习,到后来留校工作,直至去年退休,人生有40多年的光阴与18号楼联系在一起。“就是在18号楼的教室里不断学习,工作,我从一个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藏族小姑娘,成长为今天还算有些成绩的教授。”慈仁桑姆说。

  更为欣慰的是,岁月在前行,中央民族大学在发展,但是,承载着很多人记忆的18号楼今天依然存在。“中央民族大学发展得很快,现在也有很多高楼大厦,但是对于我来说,看到18号楼,自己曾经学习、工作的生活场景就历历在目。它串联了我40多年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的发展。”

  慈仁桑姆进校时,恰逢全国处于困难时期。慈仁桑姆说:“全国都很困难,但是党和政府对在民大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格外照顾。”由于舞蹈专业的学生运动量大,他们还经常享受到加餐的待遇:生病的学生每天早餐有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当时,中央民大学生食堂的伙食,也是北京高校中比较好的。“这些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没有国家对民族教育、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怀,是做不到的。”慈仁桑姆上大学5年,不仅一分钱未花,学校每个月还发给她2.5元的生活补贴,每年还给做一套藏族衣服。

  1962年,慈仁桑姆毕业留校,担任学校民族舞专业的教师。

  对于自己的成长,慈仁桑姆说,我刚到北京时,什么都不懂,今天取得这些成绩,全靠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实施。慈仁桑姆如今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教学委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青少年艺术大赛“桃李杯”舞蹈比赛评委会委员、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学术带头人、北京市精品课程负责人,还是北京市第四届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获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的中国舞蹈艺术“卓越贡献舞蹈家”奖。她的著作《藏族民间舞教程——女班教材》VCD影像教材,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规划,该教材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教材。这套教材被广泛用于北京舞蹈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西藏艺术学院、广州舞校、上海舞校及中央歌舞团等国家、省级等艺术团体。

  慈仁桑姆向记者讲诉了这样一个故事:“1997年我去台湾,那时还是副教授,台湾专家知道我是藏族,很是惊讶。他们问:‘在大陆藏族也能当副教授?’我回答他们:‘只要有能力,别说副教授,教授、院士都可以当。’”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具有能歌善舞的特点,中央民大的舞蹈专业刚一起步,在国内就小有名气,慈仁桑姆经常带学生到各地进行文艺演出,包括给中央领导汇报演出,一度成为宣传中央民大的窗口。

  慈仁桑姆说,中央民大的舞蹈专业在全国具有一席之地。被誉为舞蹈界奥斯卡的“桃李杯”舞蹈比赛,从第一届到现在的第九届,中央民大都有师生获奖。

  中央民大舞蹈专业的快速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3年,舞蹈专业招收大专生,1999年招收本科生,2003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到今天,舞蹈专业有本科、硕士、博士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慈仁桑姆对舞蹈专业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她希望给予民族地区多一些政策倾斜。“现在,很多偏远地区的学生,连来北京参加专业考试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艺术类专业高额的学费。”

  慈仁桑姆说,国家给予的教育经费不仅要改善硬件设施,更需要多花一些在人才培养上。她建议,一年集中招收一个边远地区的舞蹈班,给予减免一些学费,像“希望工程”一样去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别让艺术成为有钱人的游戏。

(责编:于超)

结束语

1981年旦增伦珠在西藏民族学院历史专业学习


1981年旦增伦珠在西藏民族学院历史专业学习

藏族社会学博士旦增伦珠(右一)在拉萨访谈农民工


藏族社会学博士旦增伦珠(左一)在拉萨访谈农民工

  今年48岁的藏族社会学家旦增伦珠现在北京工作,拉萨人。回忆起19岁那年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的情形,他依旧历历在目。“到了之后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我还照了相。最主要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看图书,书多极了。资料和跟老前辈能够方便沟通方面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们在西藏民族学院的资料积累差得多,更没有什么老先生可以请教。”

  1983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旦增伦珠和同学一起从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前来北京实习。短短十几天时间,北京街头的精神气、天安门的雄伟壮观、丰富的学习资源,关于这座城市的太多太多让他无法忘怀。 

  两年后,从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的旦增伦珠,回到家乡拉萨,在西藏社会科学院从事西藏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珍贵的涉藏珍本、善本,结识了许多知名学者,如吴丰培、恰白次旦平措、多杰才旦等。他经常借出差机会拜访这些老师,向他们请教问题。有一次,78岁的吴丰培先生带着他整理在文革时期藏起来的许多重要文献,让旦增伦珠难以忘怀。“老人家指着一面墙,他说你把这个给掀了。把那层掀了之后是一个夹层,一摞一摞的线装书全部是霉味。我年轻,把墙给扒了下来,把这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晾在他四合院的院子里面。我特别敬重和佩服这样的老先生,他们这辈子就做了一件工作,那就是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他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之后我们在西藏社科院出版了大量的清朝的涉及西藏的文献资料,实际上为中国藏学整个发展奠定了基础。”

  前辈们毫无保留的教导和栽培让旦增伦珠深受鼓舞,他利用出差北京、上海、西安的各种机会,把各大图书馆有关西藏的书都翻了个遍。没过多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旦增伦珠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以及众位藏学前辈的推荐,被正式调入藏研中心工作。各种进修深造的机会接踵而来。2001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藏族社会学博士。“我想特别感谢很多前辈,他们有藏族、汉族、有其他民族。他们在我整个人生和从事学术研究中给我很多很多的提携。他们让我确立了一种信念,确立了一种目标然后从点滴做起。比如藏族前辈让我真正知道除了学校学习的那些书本上的知识以外大量丰富的藏族文化的营养,都是在他们的言行中,跟他们的谈话中,他们的教导中我所了解的,这是我赶上的机会。”

2006年旦增伦珠(右)在西藏田野调查

2006年旦增伦珠(左)在西藏田野调查

旦增伦珠在西藏大学开设讲座

旦增伦珠在西藏大学开设讲座

  今天的旦增伦珠已经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及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对于这些身份和荣誉,旦增伦珠更多地归结为自己赶上了国家整个的政策调整的大好的机会,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我1981年的时候上大学,刚好是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整个国家在重视西藏、关心西藏的发展,更加投入西藏的发展。所以我们是赶上了。整个五次西藏会议,中央不断地在政策上进一步关心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关心西藏的基础设施,关心西藏文化的发展。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就是在整个这样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我毕业后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在西藏工作一些时间之后,中国藏学中心成立,需要一些西藏的藏族青年来从事研究。”

  作为地地道道的藏族孩子,长大后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言献策,他深感自豪。虽然现在定居在北京,他依旧每年必须回去西藏。因为,那是他的根。早在1988年,他就与同事们一起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访问了3000多户居民。他做过著名的“雪”社区调查,并完成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还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外高校担任访问学者,向国外社会介绍一个真实的家乡。

  从第一次来北京算起,旦增伦珠已经与北京结缘20年了。他说,北京是个包容的大都市,给了他以前难以想象的宽阔平台,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世界。现在,他已经非常适应北京的生活,他爱好西方古典音乐,也喜欢喝咖啡。不过,藏族的生活习俗对他来讲依旧不可或缺。“包括生活方式还有基本的对事情的很多认识和判断,实际上受很大的西藏、叫藏族的观念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比如说我们一年四季不可能离开藏族特色的餐饮,这是肯定的。西藏的牦牛肉要有,冬天我是肯定要喝酥油茶,糌粑早上要吃。”

旦增伦珠(左一)参加美国哈佛藏学会议

旦增伦珠(右一)参加美国哈佛藏学会议

旦增伦珠和家人

旦增伦珠和家人

  旦增伦珠对藏族习俗的尊崇突出地表现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说他会尽一切可能让自己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这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就来自西藏,就是来自拉萨的,我们在北京,孩子不能像我们从小一样了解拉萨,那么系统地生活在西藏,所以我就多给孩子讲一些这方面的事。他上初一时,我让他自己坐青藏铁路去了拉萨,他自己一个人,锻炼一下。他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在麦田里帮农民去捡麦穗,干过很多这样的事。这样孩子能够心胸开阔一些,另外是了解他的祖辈们、爷爷奶奶们怎么过的日子,毕竟我们是农牧民家出生的孩子。”

  旦增的母亲是四川甘孜人,50年代朝佛来到拉萨,父亲是还俗的僧人,父母都是文盲。旦增伦珠深信是父母给他的引导为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才使自己能够有准备地迎接每一个好机会。“我父母汉语就会说一个‘你好’,其他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特别重视教育。我母亲是出奇地关注教育,基本上藏族不像汉族对孩子的教育 特别严,基本上藏族的孩子比较放松,传统基本上都是这样。我母亲就非常奇怪,她一直给我讲学习的重要性,没有知识给她带来的苦恼,一直让我们好好学习。现在我的普通话是那个时候学拼音给念出来的,经常要读拼音。我母亲从小就特别强调整个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过去,母亲孜孜不倦地教导旦增伦珠要学好汉语。现在,旦增和他同为藏族的妻子坚持在家里尽量讲藏语。每天一起看和西藏有关的电视节目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旦增说,他很庆幸自己见证了西藏的变化,分享了时代的进步,又以一位藏族学者的身份参与到新时期西藏地区建设中来。“我自己总结自己,有点像走出去又回归。走出去毕竟因为国家整个政策的推动,制度层面的推动,建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来推动文化的发展,我们这代人特别是作为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后出生的第二代人肩负使命,就是这代人你必须做这个事情。走出来了,眼界打开了,能够靠国家政策和整个的方方面面来推动藏族文化,推动西藏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做一点自己的小小的科研方面领域的贡献。”

(责编:于超)